途中扛车

途中扛车

付钱的时候邵福寿的手很稳，但手心出了一层薄汗。他把布包放在车座上，解开系口的布条，把里面的报纸包掏出来，一层一层地打开。六年的积蓄摊在面前，那些纸币被他反复折过、捋平过，每一张的边缘都带着他手指摩挲的温度。他数了一遍，递给秃顶男人；秃顶男人接过去数了一遍，又递回给他：“你再数一遍，别错了。”

邵福寿又数了一遍。手指在那些纸币上滑过，从十元的到五元的到两元的到一元的，他一张一张地捻开，心里跟着默念。数完了，确认无误，他重新把剩下的二十一块八毛钱折好，放进上衣内袋里。秃顶男人找了四十块——车价八百六，他给了九百——他把那四十块也揣进了内袋，同那二十一块八放在一起。整个过程他的脸上始终没什么表情，但他的手指在微微地抖。

秃顶男人帮他把车推出了铺子。邵福寿跨上去，发动引擎，突突突的声音在县城狭窄的街道上响起来，路边的行人纷纷侧目，一个骑着自行车的老头停下来看了好几秒。邵福寿有些不好意思，脸微微发烫，但他还是挺直了腰板，把车把稳稳地扶住，脚尖点着地，慢慢地松离合。车往前走了，他不敢拧大油门，就那么以十几公里的速度沿着街边慢慢滑行，两手死死攥着车把，指节泛白。

从县城到仁川镇有四十多里路。前二十里是柏油路，虽然年久失修坑坑洼洼的，但比山路好走多了。后二十里是土路和砂石路，路面被雨水泡过又被太阳晒干，到处都是深浅不一的沟槽。邵福寿骑得不快，时速顶多三十公里，风吹在脸上带着春天的暖意，路两旁的油菜花开成了一片金色的海，浓烈的花香扑面而来，呛得他连打了三个喷嚏。但他顾不上擦鼻子——全部的注意力都在胯下这台铁家伙上。离合、油门、刹车、换挡，每一个动作他都在脑子里先过一遍再动手，动作生涩但一丝不苟。他怕摔。不光是怕自己摔，更怕把车摔坏了。这辆车花了他八百六十块钱，那是他六年的积蓄，是他每个月省下三十块、在铁皮盒子里一张一张摞出来的六年时光。六年啊——从他二十一岁到二十七岁，一个年轻人最应该吃喝玩乐的年纪，他就那么硬生生地省出了一辆车。

但到了仁川镇地界，邵福寿还是摔了。

那是拐进镇口的最后一道弯，路面铺着碎石子，车轮碾上去会打滑。邵福寿远远看见了邮政所门口那面褪了色的红旗，在午后的风里懒洋洋地飘着，像一面旧抹布。他心里一松，像是长途跋涉的人看见了自家的烟囱，忘了减速，也忘了捏离合。拐弯的瞬间车身一歪，车轮在石子路面上横着一滑，他就连人带车倒在了路边的土埂上。膝盖磕在了一块石头的棱角上，隔着裤子也能感觉到一阵钝痛，像是有人用锤子在他的骨头侧面敲了一下。他趴在泥地上愣了一瞬，耳朵里嗡嗡响，然后猛地爬起来——先看车。车歪在路边的草丛里，发动机还突突地响着，排气管磕出了一道浅浅的凹痕，座垫上沾了些泥，车把歪了一个角度。他松了口气，弯下腰把车扶正，把车把拧正，熄了火，这才觉出膝盖上的疼。裤子的膝盖处蹭破了一个小口子，渗出一小片暗红的血迹，伤口里嵌着几粒细碎的石子。他弯腰拍了拍裤腿上的土，那几粒石子硌着伤口，他皱了皱眉，但没去抠。他重新跨上车，发动，这一次他捏着离合慢慢地过了那道弯。膝盖上的疼一阵一阵地涌上来，但他没停，一直骑到邮政所门口才熄火。

邮政所门口已经聚了七八个人了。潘庄的李大妈坐在门口的石墩子上嗑瓜子，壳儿吐了一地；岭下的王会计倚着墙看表，时不时抬头望一眼镇口的路；半坑的老刘头托人带了口信过来，说是“恭喜邵同志”。消息传得比邵福寿的车还快——头天晚上他去潘庄送信的时候跟李大妈提了一句“明天去县城买车”，第二天一早李大妈就在镇口的井台上跟洗菜的赵大娘说了，赵大娘又跟来买豆腐的半坑人说了，半坑人回去一传，整个山坳坳里的村子就全知道了。邵福寿自己都没料到他买辆车能在仁川镇引起这么大的动静。他把车停在邮政所门口，支好脚撑，有些局促地站在那儿，手不知道往哪儿放，局促地看着围过来的人群。他看见李大妈扔了瓜子站起来往这边走，看见王会计把表收起来也过来了，看见供销社的刘老板从柜台后面探出半个身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