靴筒里倒出来的泥水在地上淌了一摊，浑浊的黄泥浆里混着几丝暗红。邵福寿的脚踝上磨出了深深的血痕，两道红印子环绕着脚踝，皮都磨掉了，露出底下粉嫩的新肉，边缘泛着一圈红肿。脚趾泡得发白起皱，指甲缝里塞满了洗不掉的泥垢，脚掌上的老茧被水泡软了，一层一层地剥落下来，露出底下嫩红的皮肤。

父亲蹲在地上看着儿子的脚，看了很久。煤油灯的光从侧面照过来，把父亲的侧脸勾出一道清晰的轮廓线，鬓角的白发在光里亮得晃眼，每一根都清清楚楚。他站起来，从自己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铁盒。那铁盒原本是装饼干的，红底白花的铁皮盒子，盖子合得严严实实的，盒面上的红花已经褪成了淡粉色。打开，里头是半盒雪花膏——母亲去年冬天买的，当时买了两盒，一家人用了大半年，就剩这么点了。白色的膏体已经有点干缩了，表面裂了一道道细纹，像干旱的土地。

“抹上。”父亲把铁盒递给邵福寿，“抹厚点，明天还能走。”

邵福寿接过来。他用手指挖了一大坨雪花膏往脚上抹，雪白的膏体碰到磨破的皮肤，激得他嘶地抽了一口冷气，整个人绷紧了。清凉的膏体渗进伤口里，像是往火辣辣的伤口上浇了一瓢凉水，又疼又舒服。他没停手，咬紧牙关把膏体往伤口上涂，抹完脚踝抹脚趾，每一处破皮的地方都厚厚地敷了一层，把整整一盒都用完了，铁盒里干干净净的，只剩一抹淡淡的膏体香气。

父亲从灶间端出来一碗热汤面。面上卧着一个荷包蛋，撒了葱花和香油，热气腾腾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汤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金黄色的油花，那是用猪油和葱花爆过的汤底。邵福寿坐在门槛上，接过碗来大口大口地吃。他这才发现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一整天就吃了老刘头那两个煮鸡蛋和赵大娘那两块豆腐，早就消化得没影了。面条吸进嘴里几乎没嚼就咽了下去，烫得他直哈气，但舍不得停下来，筷子在碗里划拉着，把最后一根面条也捞进了嘴里，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碗底朝天。

父亲坐在邵福寿对面，抽着一根旱烟。烟雾在煤油灯的光里缓缓升腾，变幻着各种形状，一丝一缕地散进黑暗里，烟草的气息混着油灯的气味。父子俩谁都没说话，灶间里的柴火还在噼啪响着，屋檐下的滴水还在啪嗒滴着，夜很静，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邵福寿把空碗放在脚边，仰头靠在门框上，忽然觉得眼皮沉得像灌了铅，整个人的力气都耗尽了，连抬一根手指的劲都没有了。

第二天早上邵福寿醒来的时候，脚肿得更厉害了。整个脚踝肿得跟小腿一般粗，皮肤绷得发亮，一按一个坑，那坑好半天才慢慢平复。他试着下地站了一下，脚掌一沾地面就疼得他眼前发黑，脑子里像有只锤子敲了一下，嗡嗡作响。但他咬着牙把靴子穿上了——今天得去白岩脚，王大爷的抚恤金汇款单每月二十号到，昨天是二十号，他送去了，但今天还有别的信件要送，还有几个村的报纸等着，不能断。

母亲拦在门口不让他出门。母亲今年四十六，个子矮小，一张圆脸上常年带着操劳的痕迹，鬓角的白发比去年又多了一些，在晨光里闪着细碎的光。她双手叉着腰站在门槛前面，像一尊小佛爷似的堵得严严实实，背影投在堂屋的泥地上又矮又宽：“今天别去了，歇一天！你看看你的脚，肿成什么样了！你不要命了是不是？邮路又不会跑，村子又不会飞，你歇一天能怎样！”

邵福寿绕开她走了。他走得比平时慢多了，一瘸一拐的，每走一步脚踝都像被针扎了一下，扎得他龇牙咧嘴，但他咬着牙没停步。村路上碰见早起下地的人，有人跟他打招呼，他笑着回应，笑容跟平时一样，露出白白的牙齿。只有他自己知道，藏在雨靴里的那两只脚正在经历什么，每一步都像踩在碎玻璃上。

那天邵福寿比平时慢了整整两个小时。原本下午五点多就能回到家，那天一直到七点半才进了门。但二十一个村子，他一个没落。每一户的信件报纸都送到了，该签收的签收，该代转的代转，该当面叮嘱的当面叮嘱了。到杨梅岭的时候赵大娘看见他的腿，硬是舀了一瓢井水给他冲伤口，又撕了块干净布给他包上；到石笋头的时候徐老三站在门口等他，什么也没说，只递了一根新削的竹杖给他，竹杖比他自己那根短一些，但握在手里正合适，竹节磨得光滑；到白岩脚的时候王大爷已经把灶火烧得旺旺的，给他煨了一碗红糖水，水里还放了几片姜。

陈伯在邮政所等他到六点，天黑透了才锁门离开。临走前在桌上留了一张字条，用红圆珠笔写的：“明早别太早，多睡会儿。今天辛苦了。”字条压在铁皮柜台上的镇纸底下，镇纸是一块青石，被磨得油润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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