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建在山坳里的一块平地上，四面都是层层叠叠的梯田，田里的冬水映着天光亮汪汪一片，像无数面细碎的镜子铺在山坡上。田埂上立着几个稻草人，穿着破旧的蓑衣戴着破草帽，手里举着竹竿，竹竿上绑着红布条，风一吹红布条飘起来，远远看去像在招手。村口有棵大槐树，树下的石凳上坐着一个编竹筐的中年人，手指粗粝如树皮，篾条在他手里上下翻飞像活物一样灵巧。他脚边堆着半成品：几只竹篮、几把竹筛、一摞竹匾，旁边搁着一把篾刀，刀刃在日光下闪着青光。

邵福寿把报纸交给他代转，中年人接过报纸搁在膝盖上，又从怀里摸出一包“红梅”烟递了一根过来。邵福寿仍然没接，笑了笑说赶路呢，把信交给您了。中年人把烟别回耳朵上，说你这孩子怎么跟老周一个脾气，老周也不抽烟，送了一辈子信也不抽烟，倒是爱喝酒，每次走到我这里都要喝一碗我酿的糯米酒，暖和了身子再走。邵福寿说我不喝酒，喝水就行。中年人哈哈笑起来，说那你比你师傅还正经。

从横路头到大坪又是一道山梁，但这道山梁比上午那道缓一些，土路为主，两边是退耕还林的幼松林，松树才一人多高，整齐地排列着像一排排等待检阅的士兵。那些松树是前年春天栽的，树干只有胳膊粗细，但长得直挺挺的，针叶青翠欲滴，在风里微微摇晃。他沿着土路往上走，路边长满了蕨类植物，叶子蜷曲着还没展开，像一个一个绿色的问号探出地面。他走到半程时忽然看见了什么——路边一丛枯草里，冒出几朵小小的紫色野花。花瓣只有指甲盖大小，贴着地面开，颜色是那种沉静的、近乎墨色的紫，花心一点鹅黄。邵福寿蹲下来看了好一会儿，认出那是早春的紫花地丁。他想起小学时自然课老师讲过，紫花地丁是春天最早开的花之一，它开了冬天就要过去了。他伸手轻轻碰了碰其中一朵，花瓣软软的凉凉的，像一小片紫色的绒布。他又看了看四周，果然在枯草底下发现了好多这样的小花，一丛一丛地藏在枯叶后面，安安静静地开着自己的花。

大坪村在半山腰的一处宽阔台地上，村子比潘庄还大，三十来户人家，房屋沿着等高线一层一层地往上叠，像梯田一样每一层都有一排房子，房前都有窄窄的石阶连接上下。村里有一棵巨大的银杏树，树干粗得三四人合抱不拢，树冠铺开半亩地，只是这个季节叶子掉光了，只留下伞骨一样的枝丫伸向天空，枝梢上缀着密密麻麻的叶芽已经鼓胀如米粒，只差一场春雨就要绽开了。树底下落着一层去年秋天的银杏果核，干瘪的果肉已经烂没了，露出里面白色的果核，踩上去咔咔地响。树皮上刻着许多字，有名字有心形有日期，最深的那些字已经被树皮长出的新组织包了一半，模模糊糊的，像要融进树干里。

邵福寿把报纸分给订户，又替村东头的李奶奶写了一封回信。李奶奶不识字，儿子在温州打工，每两个月寄一封信回来。今天刚好又到了一封，李奶奶拆开信让他念，信上说儿子在工地上干活，天晴就上工下雨就休息，一个月能挣一百二十块，下个月可能涨到一百五。李奶奶听了连连点头，说那就好那就好。她要回信，邵福寿就蹲在门槛上，膝盖支着信纸，握着圆珠笔一字一字地记。李奶奶说：“儿啊，你爹咳嗽好多了，开春就能下地了，你别担心。你自己注意身体，别省饭钱，冷了添衣服。过年要是忙就不回来，路远车票贵，但得给家里来个电话。上回你二叔家的闺女在镇上装了电话，你打那个号码就行，号码是”她想了想，“号码我忘了，你记着打给二叔家转就行了。”邵福寿写得很慢，遇到不会写的字就问李奶奶，或者从她儿子上封信里找那个字的样子照着描。他写完后念了一遍，李奶奶听了连连点头，又从枕头底下摸出五毛钱塞给他，“买块糖吃，路远辛苦了。”邵福寿把钱推了回去，说不要钱您留着买盐。李奶奶不依，非要塞给他，两个人推让了好几个来回，最后还是邵福寿找了个由头说所里规定不能收钱，李奶奶这才作罢，但硬是给他灌了一壶热水，让他带着路上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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