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年在档案馆的地下室里翻出一个旧木箱。

木箱不大，长宽各半米左右，木质已经有些发暗，边角用铁皮加固过，铁皮上的锈迹很重。

箱盖上用粉笔写着一行字，字迹已经模糊了，但还能认出几个字，“时远，井下。”

他把箱子从杂物堆里拖出来，用湿布擦掉表面的灰，然后撬开已经锈死的锁扣。

箱子里整整齐齐地码着几十本旧笔记本，每一本的封面上都写着编号和日期。

最早的一本日期是新历七十三年，最晚的一本日期是新历八十八年。

他把最上面那本拿出来翻开，扉页上画着一棵树的素描，树干笔直，

树冠很大，根系从树干底部向四面八方延伸，每一根根须的末端都标注着极小的数字。

旁边写着一行字，“老鸦岭矿脉分布示意图，据勘探数据绘制。”

他认识这个笔迹。是时远的。

郭大年把这本笔记本放在桌上，又拿出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

每一本的内容都不一样，有的记录矿脉走向，有的记录以太浓度变化，

有的记录根须样本的活性数据，有的记录激活剂配方的优化过程。

他把它们按日期排好，从新历七十三年到新历八十八年，整整横排了一整张书桌。

这些笔记本是时远在第零号井作业平台上的工作记录，

和之前在保险柜里发现的那批实验日志是同一个时期的东西。

但那批日志记录的是载体预置计划的实验数据，这批笔记本记录的是矿区的勘测数据。

时远在下井的那些年里，不仅在做激活剂的配方优化，

还在用他自己的方式，把老鸦岭地下的矿脉走向、根须分布、以太浓度变化全部画成了图。

郭大年戴上老花镜，把最旧的那本笔记本翻开。

新历七十三年的记录还很简单，只有几张手绘的地质断面图和几组以太浓度读数。

笔迹还很年轻，笔画有些飘，和他后来那种工整到近乎刻板的字迹完全不同。

他翻到新历七十五年的记录，那一年正是时远第一次下到第零号井的时间。

笔记本里夹着一张折叠的纸，纸已经泛黄发脆，边缘有些碎裂。

他把纸展开，是一张手绘的矿区全貌图，画得很详细，从地表到深层，

从旧矿场到新岔口，每一条矿道、每一个竖井、每一条地下河支流都标注了坐标和深度。

图的右下角写着一行小字，“老鸦岭矿区地下结构全图，新历七十五年冬，时远绘。”

郭大年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他认识时远的时候，时远还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勘探员，

背着一个旧帆布包，跟在郭大年身后下井，每一步都踩得很小心。

那时候郭大年觉得这个年轻人太谨慎了，不适合干勘探这一行。

勘探需要胆量，需要在未知的黑暗里迈出第一步的勇气。

后来时远证明他错了。时远不仅有胆量，还有耐心。

他可以在井下待好几年，一个人，面对几百米深的黑暗，

只为了把每一根根须的走向画清楚，把每一条河床的深度测准确。

郭大年把那张矿区全貌图小心地折好，放进防潮密封袋里。

然后继续翻看后面的笔记本。

新历八十年的记录里多了很多关于根须样本的描述，文字比之前更专业，数据也更密集。

时远在这几年里已经开始接触母株的根须了，

他用取样刀从那些还在缓慢生长的支根上切下薄片，

放在自制的显微镜下观察，把细胞结构一笔一笔地画在笔记本上。

放在自制的显微镜下观察，把细胞结构一笔一笔地画在笔记本上。

那些手绘图非常精细，每一根假根的弯曲弧度都画得很准确，

细胞壁的厚度标注到微米级，旁边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观测记录。

郭大年看着那些图，忽然想起自己当年在矿业协会温室里，第一次看到母株分株样本时的情景。

他也是这样一笔一笔地画，把每一根根须的走向都画在纸上，怕自己忘了。

他翻到新历八十八年的记录，那是时远下井的最后一年。

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没有数据，没有手绘图，只有一行字。

“矿区地下结构全图已绘制完成，存于第零号井作业平台保险柜内。

后来者如有需要，请自行取用。”

郭大年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桌上。

他摘下老花镜，用袖子擦了擦镜片上的灰。

老花镜戴了太多年了，镜片上有好几道划痕，看东西的时候总有些模糊。

但他一直没有换新的，不是买不到，是习惯了这副的松紧度，换新的要重新适应。

他把所有笔记本按日期排好，放进一个新的档案盒里。

档案盒的标签上写着“时远，井下勘测记录，新历七十三年至八十八年”。

然后把这个档案盒放在书架上，和之前那些时远的实验日志放在一起。

两个档案盒并排摆着，一个是载体预置计划的实验数据，一个是矿区地下结构的勘测记录。

一个记录着时远作为实验者的工作，一个记录着时远作为勘探员的工作。

两个身份，同一个人，都在同一片黑暗里，用同一种认真，一笔一笔地记录着。

郭大年站在那里，看着书架上那一排排档案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