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又翻了几页。有几处页边写着“问高磊”“问周敏”，旁边没有答案。应该是问了，问了就记住了，不需要再写下来。她看到“问高磊”那三个字的时候想起高磊那时候端着咖啡杯路过她工位，她把他叫住，问了十几分钟的问题，他不急，讲得细，说完走了，她低头记了几行。后来她问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不是没什么可问的，是问之前能自己查的先查了，查不到的再问。那些“问高磊”的标记不再出现了，取而代之的是她自己写的备注，字迹也从拥挤变小变得舒展了一些。

越往后翻，字迹越大，行距越宽，问号越少。不是她变骄傲了，是她慢慢确定了。以前做判断的时候总会怀疑自己，会在数字旁边画问号，觉得自己可能算错了。后来问号越来越少，批注越来越短，有时候就几个字――“可以了”“没问题”“确认”。她看那些字的时候能想起写它们的场景，那些坐在工位上低着头一笔一划的时刻。窗外的光线从百叶窗缝隙漏进来，落在纸面上，把那些字迹照得发亮。她写过很多字，从刚来晚风资本的第一天开始写，一直写到现在。那些字越写越大，越写越稳，越写越有底气。

她合上笔记本，没有马上放回去。拿在手里掂量了一下，不重，但也不轻。她想起刚到晚风资本的时候，她坐在靠走廊的工位上，面对一整沓项目资料，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读。她用一支笔在页边画了一个小小的问号，像埋下一颗种子。那些问号后来被划掉了，被补上了，被回答了，被她自己替代了。笔记本越写越厚，字迹越写越大，问号越来越少。她没觉得骄傲，就是觉得时间过去了。

她把笔记本放回柜子最里面，关上抽屉，拉了一下，关紧了。坐在工位前，翻开桌上那本正在用的笔记本。封皮是墨绿色的，比灰色那本厚了一半，内页已经用掉大半了。她翻到最新一页，上面是今天开会时记的内容，字迹比第一本大了一整圈，行距宽了，没有问号，没有“问高磊”。她看了一会儿，合上笔记本，放回抽屉里，继续看电脑上的数据。

窗外那棵银杏树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几片叶子从窗前飘过去，打着旋落下去。赵小曼没抬头，眼角的余光看到落叶的影子在玻璃上一闪，又没了。她在页边写下几个字――“数据再确认一次”，然后翻到下一页。风吹完那一阵就停了，办公桌的光线又稳下来。她写的字还没干透，墨迹在纸面上泛着一点反光，像她这些年一笔一划走过来的路，没断过，也没走偏过。

方姐难得休息一天。

不是周末，是调休。她攒了好几天假，一直没休，方姐说再不休要过期了，她才填了申请单。那天早上她睡到七点半，比平时晚了一个小时。醒来的时候在床上躺了一会儿，看着天花板，不用急着起床去公司，也不用想今天要烧几壶水、理几份快递。她躺着，觉得有点不太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