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里开始出现质疑的声音，有人认为这条路根本走不通，是在浪费国家宝贵的资源和时间。

面对重重困难，柯萧仿佛变了一个人。

他脸上那标志性的贱兮兮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紧锁的眉头和布满血丝却异常专注的眼睛。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拍桌子骂娘，而是变得沉默寡，大部分时间都死死盯着不断滚动的数据和全息模型，手指无意识地在虚拟键盘上敲击，嘴里念念有词，沉浸在复杂的公式和构想中。

他几乎住在了实验室。

累了就在旁边的行军床上和衣而卧，饿了就随便扒拉几口食堂送来的盒饭，胡子拉碴也顾不上收拾。以前那个注重“生活品质”、变着法儿找乐子的柯萧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废寝忘食、全身心扑在技术难题上的“苦行僧”。

他甚至主动召集了几次全体会议，不再是天马行空地画大饼，而是耐心地听取每一位专家的困难和建议，一起梳理问题，分配任务。

当有年轻研究员因为压力太大而偷偷抹眼泪时，他会走过去，拍拍对方的肩膀，用沙哑的声音说：

“别慌，路子是对的，就是难点多。当年搞‘两弹一星’，前辈们遇到的困难比咱们现在只多不少，不也搞成了？咬咬牙，再试一次。”

这种沉稳、专注、甚至带着一丝狠劲的状态，让熟悉他的人都感到惊讶。

李明国办公室。

王建国在进行例行安保汇报时，难得地主动提了一句：

“柯萧厂长最近很安静。一直待在地下实验室，几乎没有上来过。据送饭的人员反映，他作息极其不规律，但情绪很稳定，没有抱怨，也没有搞什么特别的活动。”

李明国闻，放下手中的文件，脸上露出了许久未见的、带着几分难以置信的欣慰表情。

“哦？这小子真转性了？”

他走到窗边，望着厂区，

“看来这次米国的封锁，是真的把他刺激到了。知道上进了，知道担责任了好事，这是大好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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