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也是普通人，普通人也就有多种情感，有喜怒哀乐，有七情六欲。接触多了就会发现，普通人看到的多数都是领导的严肃认真的一面，但是私下里面对家人朋友，他们也会展露笑容，流露温情。

文静当着我的面，就不再像公众前面的县长那样端着架子了。她会把高跟鞋踢到一边，直接换上一双舒适的拖鞋，然后盘腿坐在沙发上，一边揉着酸胀的脚踝，一边跟我抱怨今天开了三个小时的会。

她也会在深夜加班时，突然抬头问我有没有零食，然后像个小女孩一样拆开一包饼干，咔嚓咔嚓地嚼着，毫不顾忌。

偶尔压力大了，也会就到我的办公室，坐在沙发上上，把脸埋进抱枕里，闷闷地坐上一会。

我看着苗东方关上了门，知道这种玩笑开不得，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下来，约定了一起去找晓阳想方设法看能不能找些补贴。

文静看我答应下来之后，才主动打开了门，脸上露出了一丝难得的笑容又道：“卡车什么时候拍卖？”

“下个月，具体日期等法院公告。”我吐了一口烟，“此外，市局这次行动，市里评价很高，会有一些配套资金下来给全市公安机关，到时候我争取向曹河县倾斜一下了！”

赵文静盯着我看了两秒，然后笑了。

“书记，这才是自己人办的事嘛，您答应的事，我可记在本子上了。”她拍了拍沙发扶手，站起来，“中午了，吃饭。铁汉同志开门，书记请客。”

行，我请。”我也是站起身，很是大气的道：“今天难得铁汉同志跟着来一趟，走，我们去吃东北菜！”

当天下午两点，秦川和马波换了便装，拎着两兜子东西往吴小翠家住的那条巷子里走。

家属院也没人管了，巷子口有个卖西瓜的板车，摊主摇着一把破了边的蒲扇打瞌睡。秦川从他旁边走过去的时候，脚尖碰到了板车的轮子，蒲扇啪地掉在地上，摊主翻了个身，没醒。

巷子深处比外面安静得多，午后的阳光被两侧屋檐挤成一条窄线，落在青砖地面上。

秦川走在前面，马波跟在半步之后，两人商量着又把老板喊醒，买了个西瓜。

吴小翠家在巷子最深处。门头上钉着一块铁皮，上面用红漆写着门牌号，红漆掉了大半，但看得出来是“34”。

秦川和马波都在这胡同口守过马正贵的人，所以对这里并不陌生。

马波先敲了三下门，里面传来一个老太太的声音，嗓子暗哑，像是嗓子眼里有痰堵着，说话要使劲往外挤。

“谁啊？”

“大娘，我们是棉纺厂的。”

两人知道老人是卧床，就直接把门推开了。

秦川让马波把手里拎着的东西放在门边，一大兜子老人小孩都可以喝的奶粉、两瓶蜂蜜、一盒鸡蛋糕和一兜子饼干，倒都是自己掏钱买的，没有走办案经费。

院子不大，坐南朝北两间红砖正房，坐西朝东是一间小厨房，院子里拉着一根晾衣绳，上面搭着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裳，正房门口不大的地方还是种了一株柿子树，树不高，但是枝叶茂密，青涩的柿子藏在叶子底下，个头大的已经有小孩拳头那么大了。

树下放着一张竹椅，椅面磨得发亮，上面还放着一把玩具枪。

秦川弯腰捡起那把玩具枪，塑料的，枪管上磕掉了一块漆，扳机那里缠着几圈透明胶带。他拿在手里掂了掂，笑道：“还是我买的！”

两人进了正房，屋子不大，放了一张简易的木床，一张茶几，剩下的空间只得勉强能站两个人。

里屋和外围隔着一道布帘子，帘子半掀着，能看见里面一张老式木床，床上躺着个瘦小的老太太，头发花白，但精神不错。

房子收拾得比预想中干净，吴小翠的婆婆躺在床上，头发梳的整整齐齐，卧床的老人还有力气把头发梳得这么整齐，说明家里人照顾的不错！

床边有一张实木高桌子，桌子上面放着个收音机，收音机的旁边放着一些大大小小的药瓶。

“大娘，我们是棉纺厂工会的，来看看您。”

两人各自搬了凳子坐在床边，马波把东西放在茶几上，老太太侧过头看了看，眼里闪过一丝疑惑，但很快又笑了：“工会的？厂里工会还有嘞？”

秦川把声音放得很温和，老太太见来了客人，还是勉强起来，半躺在床上，背后垫了两个枕头，旧厂服已经洗到发白，有七八年的老褶糙，但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板板正正。

被子上打着两块补丁，补丁的针脚不密，是手工补的，像是小翠的手艺。屋里没什么味道，婆婆虽然卧床，小翠伺候得勤。

“你们是厂里的？”老太太半眯着眼睛打量秦川，眼角的皱纹像鱼鳞一样密密匝匝，“我认识工会的老周，他都退了，你们是新来的？”

“对，老周退休了，我们是新调来的。”秦川蹲在床边，声音放得很轻，“大娘，厂里还在关心咱们职工。我姓秦，是这个季度的走访干部，这是我同事小马。”

老太太看了秦川一眼，又看了看马波，没接这个话茬。她把手臂四处翻找了下，握在手里了一个苍蝇拍，人在紧张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找东西。

“厂都倒闭了，你们还在。”

“组织还在嘛，大娘。”秦川把鸡蛋糕拆开，递了一片到她手里。

老太太接过去，没有马上吃。她把鸡蛋糕抬手放在高木桌子上，好东西自然是要留给孙子。

老人的眼睛在秦川脸上停留了两次。秦川去派出所那四年学会了观察人的眼睛，老太太在判断这个人能不能被信任。

秦川试着问道：“大娘，您的儿子福彪同志，很久没回来了？”

“回来过。”老太太说的很直接，声音小了。

马波手里的笔停了一下。也顿了一下，抬眼看向秦川。老太太没看他们，目光落在收音机上，像是自自语：“回来过，回来过！”

“什么时候？”

老太太咳嗽了几声，秦川把床头的水端给她。她接过去，手有点抖，有一些糖水从嘴角流了出来，马波递了个手帕。她喝了两口，不是润嘴皮子，是真渴了，然后说了一个时间。

“腊月吧，去年，对去年腊月回来的，过了年就下南方打工去了，厂里就剩你们干部了，咋办哦，要吃饭！”

腊月？走访记录里写的姚福彪两年没有回来过，所有邻居都说没见过他，而他的亲娘说他在家里过的年。秦川没有追问，他习惯性从兜里掏出一包烟。

“他现在在干什么啊？”

“没干什么，就打工，没挣到钱，也没脸出门，天天在家喝酒，还打小翠和孩子，待了不到初五就走了……他说去南方。”

“去南方什么城市？”

“没说。”

“他带没带东西？”

老太太不说话了。她把手缩回薄被子里，眼睛看着墙上的一个日历，那是去年的日历了，翻到过年那天，日历还是厂里发的，既然厂里不再发日历了，这么个吃饭都成问题的家庭，实在是挤不出来钱买新日历的。

“大娘，福彪是一个人在外面？什么人跟他一起来的？”

老太太闭上眼睛，摆手了：“不知道了，他和我这个当娘的没话说了！”

秦川明白了，至少今天不会有答案了。

外面有脚步声，隔壁的邻居进门了，铁门响了一声，厨房里传来水龙头的声音。秦川站起身，把地上的奶粉和蜂蜜往前推了一寸，轻声说：“大娘，厂里会惦记您的。”

秦川和马波都知道，吴小翠在外面挣钱养家，老人就托付给了几个老街坊照顾。

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老太太的眼睛还闭着，但眼皮在抖，像是要睁开，又不敢睁。

出了门，和邻居点了点头。

秦川站在巷子里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烟灰掸在地上。“走访记录和实际对不上，姚福彪过年在家，但所有邻居都说两年没见过？”

“是不是没挣到钱不好出门？”马波把笔记本塞进包里。

“有这个可能，但是人既然在外面打工，吴小翠咋好意思和大文就这么过上了一样……”

马波看了眼手表道：“我已经安排好了，看来只能去会一会那个郝红霞了？”

晚上七点半，天渐渐黑了，红玫瑰歌舞厅的霓虹照亮了半条街，这条街叫和平街，实际上一点不和平。

入夜以后，路灯亮得歪歪扭扭，十二盏路灯坏了三盏，剩下的九盏有五盏的灯罩拆了，灯泡就光秃秃地裸着。

街边的柏油路面被摩托车轮胎磨得发黑，几个穿花衬衫的小伙子跨在摩托车座上，发动机怠速转着，排气管突突地冒烟。

秦川让马波挑的便衣是刚从县里调上来的新人，重案支队成立之后，陆陆续续从九县二区调来了十一二个年轻干警。人年轻，脸生，丢到歌舞厅里看着就像来玩的，没人认识。

九点半的时候，歌舞厅的内部是另外一幅天地。舞池不算小，挤了四五十个男男女女。

灯光昏暗，天花板上的转灯红色的光打到墙上像泼了一杯西瓜汁，粘稠稠的。音乐震耳，放的是郑智化的《水手》，音量大到贝斯震动的时候能从鞋底传到脚踝。舞池里人影晃动，烟味和廉价香水味搅在一起，颇为动感。

秦川和马波穿便装坐在二楼角落的卡座里。卡座的沙发是人造革的，裂了口子，黄色海绵从裂口里挤出来。秦川靠在沙发背上，点了一根烟，用打火机挡着光扫了整个场内两遍：吧台在正前方，楼梯在左侧，卫生间在右手边。

三个看场子的年轻人围着他打量的那张台子转了两圈，没发现什么，又走了。秦川在光明区干了十年，查过无数场子，他的眼睛始终没有对焦在同一个地方超过三秒。

“那个戴金链子的……”马波低声说，下巴微微抬起，指着吧台。一个三十五六岁的男人坐在吧椅上，左手戴着一条手指粗的金链子，右手举着bb机在翻。他不跳舞、不喝酒、不看女人，就坐在那里像一尊石狮子一般。

“看场子的。”秦川说，“等一下按计划闹点动静。”

金链子男人抬头扫了一圈舞池，眼神从左侧扫到右侧，是带着些警惕的眼神，不是看人的眼神。

重案支队的七八个年轻人坐在散台那边，年轻刑警小陈接到了信号，第一个站起来，故意在过道里跟一个看场子的撞了个趔趄。对方啤酒洒了半杯在花衬衫上。

“你他妈没长眼？”

小陈梗着脖子：“撞你怎么了？这地你家开的？”

都是年轻人，小陈故意带着找事的语气，往前顶了一步。花衬衫男人把酒杯往桌上一摔，旁边两个看场子的立刻围了过来。

舞池里跳舞的人停了一半，音乐还在响，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到了散台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