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讲一讲,离开汉东以后,哪些东西还能用,哪些不能照搬。”
祁同伟打开公文包。
第一份材料,纸张发黄,折痕处贴过透明胶。
第二份很厚,封面写着林城重工职工安置花名册。
第三份只有几页,是北门账号监控日志的脱敏副本。
“我带了三个问题。”
他把修路方案放在展示台上。
“路通到哪里,人安置到哪里,权力管到哪里。”
前排一位领导翻开提纲。
“这些材料,能支撑全国改革?”
“单凭材料不能。”
祁同伟按下投影键。
屏幕上出现马桔镇旧路网,通往县城的道路在鱼底乡交界处拐了一个弯。
“但全国的改革,最后都要有人拿着这样的材料去执行。”
他指着拐弯处。
“当年修路,邻乡卡住交通要道,张口要二百二十万。各项收费混在一起,边界不清,账目不清。不答应,路就过不去。”
有人问:“后来另开了一条路?”
“是。但另开道路有成本。下一个镇没有钱开山,怎么办?”
祁同伟翻到方案背面,那里留着几行手写测算。
“地方能靠协调办成一件事,国家不能要求每件事都靠协调。跨区域项目,谁受益、谁出资、谁承担维护,必须事先说清。出现争议,要有裁决期限。”
李星源问:“地方不同意呢?”
“允许提出成本依据,不允许拿群众出行和企业运输当筹码。”
祁同伟顿了顿。
“上级作出裁决,也要说明依据,接受复核。”
桌旁传来翻页声。
祁同伟换上第二份材料。
花名册上,每个人名后都有年龄、工种、家庭负担,以及安置去向。
“林城重工改制时,有人建议先完成资产重组,再解决人员问题。这样报表最好看,进度也最快。”
他指着其中一行。
“四十八岁的车工,技术等级很高,却不符合新岗位的招聘年龄。企业给了补偿,手续齐了,他往后十几年的生活怎么办?”
一位领导开口:“改革必然有成本,财政也不能无限兜底。”
“所以必须把账算在前面。”
祁同伟调出当年的资金安排。
“培训、社保接续、岗位转换,都计入重组成本。企业承担多少,地方承担多少,中央支持什么,不能等人下岗以后再争。”
“项目因此做不成呢?”
“那就重新判断项目值不值得做。”
他的手停在花名册边缘。
“把人的代价从预算里删掉,项目当然便宜。可这笔钱没有消失,最后会落到一个个家庭头上。”
会场静了片刻。
李星源向后靠了靠。
“重工并购和医疗改革,也是这个道理?”
“还要加一条,不能只看眼前报价。”
沙盘上,几处装备制造基地同时亮起。
“并购款很高,却把核心专利的处置权交出去,今后每生产一台设备都要付费。医疗器械买得便宜,耗材和维修却被锁死,医院省下的采购款,患者会接着付。”
“所以审查必须看完整周期。资金从哪里来,控制权交给谁,后续成本由谁承担。”
一位分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合上材料。
“审查越细,环节越多。最后会不会谁也不肯签字?”
“会。”
这个回答让几个人抬起头。
祁同伟看向那位领导。
“如果只有追责,没有明确权限和办理期限,最稳妥的选择就是拖。”
他把第三份材料推到桌面中间。
“所以要把责任拆清楚。该谁审的,多长时间给结果,超期算谁的,出了问题查哪个环节。”
“不是让人不敢干事,是让人知道怎么干事。”
李星源拿起那份脱敏副本,翻了两页,抬起眼。
“同伟同志,你这三份材料,都是汉东的实例。”
“是。”
“那你觉得,离开汉东,这些经验还能复制吗?”
祁同伟沉默了两秒。
“能复制的不是经验,是规矩。”
他按灭投影。
“路该怎么修,人该怎么安置,权力该怎么管——这些事,不能每个地方都等出一个祁同伟。”
会议厅里,有人轻轻敲了敲桌面。
李星源合上笔记本。
“今天就到这里。同伟同志的材料,大家带回去再看。”
他站起身。
“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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