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想想。”他最终说，“你们都出去，让我一个人静静。”

众人退出。夏蒙独自坐在黑暗中，没有开灯。他在想，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六年前，他上台时，黎巴嫩是中东的瑞士，和平繁荣，基督徒和穆斯林和睦相处。他在美国和法国之间走钢丝，两边讨好，两边得利。他以为能一直这样下去，以为能成为黎巴嫩的终身总统，甚至把位子传给儿子。

但纳赛尔出现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了，苏联插手了。然后是他的贪心，他想修改宪法，取消总统只能任一届的限制。穆斯林不干了，反对派崛起了，美国动摇了。一步错，步步错，直到今天这个局面。

是时候认输了吗？是时候放弃权力，保住性命，流亡海外，像其他独裁者那样，在瑞士或法国度过余生？

不。他不甘心。他是黎巴嫩的总统，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他要战斗到底，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他打开抽屉，拿出一把左轮手枪，轻轻抚摸。枪很沉，很冷，就像他的命运。

同一时间，黎巴嫩山脉深处，民族阵线的新营地。

卡里姆看着地图，听取各小队的汇报。

“政府军已经占领巴勒贝克，但伤亡惨重，士气低落。他们现在在城里搜捕‘通敌者’，已经抓了五十多人，都是普通市民。”

“北部，琼布拉特的部队袭击了政府军的一个哨所，缴获一批武器，炸毁了桥梁，切断了贝鲁特通往的黎波里的主干道。”

“南部，我们的支持者组织罢工，的黎波里港瘫痪，赛达和苏尔的市民上街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

“贝鲁特城内，学生和工人联合罢工，要求夏蒙下台。警察驱散了游行，逮捕了三百多人，但更多人在酝酿新的抗议。”

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巴勒贝克的解放虽然只是暂时的，但它的象征意义巨大。它告诉所有黎巴嫩人：夏蒙的军队不是不可战胜的，反对派可以攻城略地，可以解放城市。它给了人们希望，给了人们勇气。

“但我们不能骄傲。”卡里姆对指挥官们说，“政府军虽然受了打击，但还有实力。美国人还在支持夏蒙，第六舰队就在地中海，随时可能介入。而且，有情报显示，军队内部可能发生政变，温和派想推翻夏蒙，成立军政府，然后和我们谈判。”

“谈判？”一个德鲁兹指挥官皱眉，“现在谈什么判？我们占优势，应该一鼓作气，打到贝鲁特，推翻夏蒙！”

“但如果政变成功，新政府愿意改革，愿意让权，我们还要打吗？”一个马龙派指挥官问，“我们打仗不是为了权力，是为了民主，是为了所有黎巴嫩人的权利。如果新政府能保证这些，为什么还要打？”

“因为新政府还是那帮军人，还是那些家族，只是换了个头头而已！不彻底革命，不打破旧制度，黎巴嫩不会有真正的改变！”

“但继续打下去，会有更多人死，国家会毁掉！”

争论开始了。激进派要打到底，温和派想谈判。这是革命运动中永恒的矛盾：是彻底革命，还是妥协改良？

卡里姆听着，没有立即表态。他知道双方都有道理。激进派说得对，不彻底打破旧制度，革命就可能夭折。但温和派说得也对，无休止的内战会毁掉这个国家，会让外国势力有借口干涉。

“同志们，”他最终说，“我们现在不谈判，但不是永远不谈判。我们继续战斗，继续扩大控制区，继续争取民众支持。等我们力量足够强大，等夏蒙彻底垮台，等美国人不得不承认现实，那时候，我们可以谈判，但必须以我们为主导，必须以民族阵线为核心。任何想维持旧秩序的谈判，我们都拒绝。任何想保留外国干涉的谈判，我们都拒绝。这是底线。”

“那如果军政府主动联系我们呢？”

“接触，但不承诺。听听他们说什么，但不要停止军事行动。谈判是政治的延续，而政治的背后是实力。我们的实力越强，谈判桌上的筹码就越多。”

众人点头。这个策略比较务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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