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野浩在饭馆干满了一个月，早已从那个手忙脚乱的新手，变成了样样拿得起放得下的熟手。

端盘子、擦桌子、扫地、洗碗，这些琐碎的活计，他闭着眼睛都能做得利落妥帖。陈姐总夸他进步快，刘师傅也常说这孩子脑子灵、手脚勤，他听了只是腼腆地笑一笑，心里却比谁都清楚，不是他学得快，是他没得选。

在饭馆里干活，慢一步就要受委屈。客人催菜，他跑慢了要被指着鼻子骂；桌子擦得有一点水渍，客人要拍着桌子投诉；碗碟洗得不够干净，陈姐也会沉下脸来说教。他不想被人骂，不想丢了这份来之不易的正经工作，只能拼了命地干，把所有事都做到极致。

他每天早上九点就起床，先把店里里外外打扫一遍，再钻进后厨择菜、洗菜，把备菜的活提前做好。十一点一到，客人陆续上门，他就开始连轴转，点菜、倒水、端菜、结账，脚不沾地地忙到下午两点，才能歇口气。中间只留一个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三点又要开始准备晚市，一直忙到晚上十点才能收工。

一天十几个小时站下来，他的腿肿得像灌了铅，晚上躺到床上，连抬一下脚的力气都没有。可他从来没跟任何人喊过一声苦。妈妈在饭馆里洗了十几年的碗，每天站的时间比他还长，受的委屈比他还多，他这点累，又算得了什么。

最难熬的是盛夏的午后。毒辣的太阳透过玻璃窗晒进来，饭馆里热得像个密不透风的蒸笼，头顶的几个旧吊扇呼呼地转，吹出来的全是裹挟着油烟的热风。他端着沉甸甸的餐盘在店里穿梭，汗顺着额角往下淌，滴进眼睛里，辣得他睁不开眼，只能用袖子胡乱抹一把，继续往前跑。

刘师傅看他实在可怜，总会趁没人的时候，给他倒一杯冰汽水，朝他招手：“小孩，过来歇会儿，不差这一会儿功夫。”

他总是摇摇头，笑着说：“不了刘师傅，还有几张桌子没擦呢。”

刘师傅看着他的背影，总会叹口气：“才十五岁的孩子，比三四十岁的大人还能扛。”

他听见了，也只是笑一笑，在心里说，早就习惯了。

他是真的习惯了。在学校被人指着鼻子骂，他习惯了；在工地搬砖扛水泥，累到直不起腰，他习惯了；在棋牌室熬着漫漫长夜，看遍三教九流，他习惯了；如今在饭馆里端盘子洗碗，受客人的气，他也照样能习惯。好像这世上的苦，没有什么是他熬不过去的，忍一忍，习惯了，就好了。

可他唯一习惯不了的，是客人眼里那股轻慢的、把他当玩物一样的眼神。

总有些客人，看他年纪小，就故意变着法地刁难他。有人拍着桌子喊菜里有头发，他低头看了半天，盘子里干干净净，根本没有什么头发，可客人一口咬定有，他只能低着头不停道歉，把菜端回后厨让刘师傅重做。刘师傅气得在后厨骂娘，他也只能陪着笑，劝师傅别生气。还有人嫌他倒水慢了，当场就拍着桌子骂脏话，污秽语一句接一句，他就站在原地，低着头，硬生生把所有难听的话都咽进肚子里。等陈姐过来赔完笑脸，给他使眼色让他躲开，他才默默退到后厨门口，听着前面客人的骂声，心里又酸又涩。

和在太县一中的时候一模一样。那时候，他忍着旁人的辱骂和孤立；现在，他忍着客人的刁难和指责。他的人生，好像走到哪里，都只有一个“忍”字。

那天中午，店里来了几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喝得醉醺醺的，点了一桌子菜，吃到一半就开始找茬。领头的黄毛拍着桌子喊他：“小孩，你这菜炒咸了，怎么吃？”

他赶紧走过去，弯腰道歉：“对不起哥，我马上让师傅给您重做一份。”

“重做？”黄毛猛地站起来，一把推在他肩膀上，“你他妈知道我们等多久了？一句重做就完了？”

他踉跄着往后退了一步，后腰狠狠撞在桌角上，疼得他眼前一黑。还没等他站稳，刘师傅就拎着炒勺从后厨冲了出来，挡在他身前，对着那几个人喊：“干什么？想闹事是不是？”

黄毛看见刘师傅，气焰更嚣张了，伸手就推了刘师傅一把：“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也敢管老子的事？”

刘师傅胖，被推得晃了一下，差点摔倒。就是这一下，让林野浩再也忍不下去了。

他猛地从刘师傅身后冲出来，一把攥住了黄毛挥过来的手腕，手指精准地扣住了对方的麻筋。黄毛瞬间就没了力气，疼得龇牙咧嘴，看着林野浩眼里的冷意，竟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

“菜钱结了，走人。”林野浩的声音很沉，手却没松。

黄毛挣了两下没挣开，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最终只能骂骂咧咧地让同伴结了账，灰溜溜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