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年，雪还没化净，沈酌就出门了。接先生的事，年前就排成了单子：南边陈老先生头一站，北边赵老先生第二站，京郊那位不必接，落榜先生最末，顺路捎上。她一家一家走下来，先生都点了头。进京那天，陈老先生一个包袱一卷纸，站在门口自己说：“车钱省了，老夫走得动。”她没省，车钱照记在账上——省了是先生的人情，记了是账房的规矩。赵老先生多余带了样东西：当年那行朱批的抄件，说要留着贴榜用，“让看榜的人知道，二十年前就有人写过这八个字。”

先生齐了，书院里外就忙起来了。裴明玉张罗着腾正厅、借桌凳、糊窗纸，考场设在正厅，三行桌，一行五张，坐不满，也用不着坐满——应考的就七个。沈酌的账桌上多了一册新本子，封皮两个字：考务。头一页记先生饮食，第二页记纸墨，第三页记名册。名册七个名字，翠儿、钱多都在上头，这两个，她是闭着眼也认得的。

开考的头一晚，书院里还亮着灯。翠儿把《千字文》又默了一遍，钱多蹲在灶间，拿烧火棍在地上划拉，算要是真碰上“米价涨三分”，一月的账该怎么平。沈酌巡到后院，远远看了一眼，没近前。零七小声说：“她们紧张。”她说：“紧张是好事。不紧张，就是不知道这一考有多重。”

二月末，开考。

那日天亮得早。正厅门口贴着一张纸，写着考场规矩：一不许私语，二不许夹带，三交了卷不许回头。头两条是赵老先生定的，第三条是沈酌添的——交了卷还赖在场上，誊录的怎么干活。有人笑这条规矩太窄，她说：“窄是窄，条条管用。”桌上压着三折的卷子，折缝上描着骑缝线，砚台里新磨的墨，天冷，研完搁一会儿就发滞，裴明玉挨桌换了三回热水。点名的时候，翠儿应得脆，钱多应了一声，尾音有点抖。还有个姑娘，是跟着她爹从邻省进京做买卖的，在识字房学了半年，头回下场，脸白了一路。沈酌立在门口，看她们一个一个进去，没说话。

考三样。头一样是认字：一人一张纸，三百个字，圈出错字；第二样是算账，考的是柴米账，米价涨了三分，一月的账怎么平；第三样是写条陈，陈老先生出的题，一句话：衙门要添一个管账的差事，你写个章程。识字房出来的姑娘，前两样拿手，第三样看的是会不会办事。隔着窗，沈酌看见钱多写了涂，涂了写，交卷出来，眼眶红红的，没哭。邻省那个姑娘，条陈写了半张，搁了笔，又拿起来，末了还是交了半张。考到半截，落榜先生从后院踱到窗下，隔着窗看了一眼，又踱回去。赵老先生在门口拦住他：“你不是主考，别露脸。”落榜先生说：“我就看看。今年的人，比我们那年的底气足。”

考完，卷子当堂封好，骑缝线上压了印。京郊先生搬了张长桌，开始誊录，馆阁体写得周正，先誊答题那折，姓名那折不碰。赵老先生掌规矩，考场里转了两天，谁多带一块墨、谁多要一张纸，他都记下来，放榜前一样一样对。沈酌把考务账结了：纸墨几文，饭食几顿，誊录的先生住几天，都记在明处。有人笑她，考个试也记这么细。她说：“头一回记细了，下一回才知道哪儿能省。”

阅卷用了四天。出题的陈老先生不摸卷子，判卷的是赵老先生和落榜先生，卷子都是誊过的，认不出笔迹。落榜先生看得慢，一张卷子翻来覆去，有一晚看到半夜，忽然说了句：“这张，像极了我当年那张。”赵老先生接过，看了半晌：“怎么个像法？”“字都端正，账都平了，就是最后一条陈，半道上笔就没了底气。”赵老先生没应声，在卷角画了个圈。沈酌站在门外，听了一耳朵，记下了那卷的号。

放榜那日，春寒还没退。榜纸贴在书院门口，七个名字，中了六个，翠儿在头里，钱多也在。看榜的围了一层，有识字的往前一站，一个一个念，念一个，人群里应一声。翠儿挤在最前头，看完，回头冲人群里喊了一嗓子。钱多看了半晌，没说话，蹲下去哭了，旁人劝，说这是高兴的。落榜的姑娘没挤进去，一直等到人散了，才挨到榜前，看了一遍，又看一遍，转身要走。沈酌叫住她：“盘缠，账房领。”姑娘站住，没回头：“我明年还来。”沈酌说：“明年有明年的榜，账上给你留着这一栏。”夜里，她把名册上那姑娘的名字，从“应考”挪到“再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