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默快速翻开下一页教案。

“格雷特是这个故事里变化最大的人。”她抬起头看向台下，“开头，她是唯一敢走进格里高尔房间的人，她给他送食物，打扫卫生，还想着把家具搬走，好让他爬得更舒服。

结尾，她是第一个说出‘必须摆脱它’的人。”

“为什么一个十七岁的女孩会变成这样？”她停下来，目光扫视教室。

一个学生小声回答：“因为她太累了。”

沈默听见了，点头赞同，“这是一个原因。”

“照顾这个角色原本应该是母亲的。

但母亲太弱了，做不了。

于是十七岁的妹妹被推上了这个位置。

她被逼着从一个被照顾的女儿，变成一个照顾别人的女人。

她要去工作，要管理家务，要照顾一个不能自理的男性。

她发现，这个‘女人’的角色正在毁掉她。”

“所以她最后说‘必须摆脱它’的时候，不只是在摆脱哥哥，她是在摆脱那个正在把自己拉进深渊的母职。”

“而且社会给她的路，太窄了。”

沈默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女儿的路：嫁人。

“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儿，能走的路非常有限。

她不能像哥哥一样出去工作，不能继承家业，不能独立生活。

她唯一的出路，就是嫁人。

她从小被培养，不是培养成独立的人，而是培养成一个合格的、体面的、能嫁出去的姑娘。

她的前途全部押在婚姻上。

嫁一个好人，是那个社会给她的唯一人生剧本。”

“格里高尔没变成甲虫之前，她还能学学小提琴，做做‘以后嫁个好人家’的准备。

可哥哥一倒，家里经济断了，她必须去商店站柜台。”她一边说，一边走到讲台下，“一个十七岁的女孩，白天工作，晚上回家还要照顾一只巨大的甲虫。”

“她不是不爱哥哥，她曾经是全家唯一愿意走进那扇门的人。

可她的爱，也在一天天的疲惫和绝望中耗尽了。”

她合上课本，抬起头，目光沉静地看着全班。

“这不能只用‘她变心了’来解释，因为这不是情感选择，而是一个精密的生存计算。

在那个社会，一个没有丰厚嫁妆的中产阶级女孩，青春和名声是她进入婚姻市场的唯一资本。

而照顾一个虫形哥哥，意味着青春的流逝、名声的玷污（家中有一个可怕的怪物），和婚姻前景的彻底毁灭。”

“最后要说格里高尔自己。”

沈默走到黑板前，拿起粉笔，在格里高尔旁边写下最后一个词：服从。

“以前我们总在说，他变成了甲虫，被家人抛弃，很可怜，但有一个问题我们没细谈：格里高尔为什么到死都没有反抗？”

她转过身，背靠着黑板。

“他怕父亲，从变成甲虫的第一天起，他最怕的人就是父亲，他甚至不敢从沙发底下爬出来，怕被父亲看见。

父亲扔苹果砸伤他之后，他反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轻松感’，因为他觉得‘父亲终于惩罚我了’。

这种对父亲的恐惧和服从，是父权制的体现：父亲可以伤你，而你只会觉得这是应该的。”

“更残酷的是，格里高尔到死都还在替家人着想。”沈默轻轻叹了口气，“他听到妹妹拉小提琴，心里想的是要送她去音乐学院，他受伤后，仍然艰难地爬回自己的房间，尽量不吓到家人，他的自我已经被压缩到几乎消失。”

“父权制对这个家的异化，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但在格里高尔身上扎得最深。

因为它不仅榨干了他的劳动，还剥夺了他的反抗意志。

让他成了一个到死都不会说‘我不愿意’的人。”

天幕下的人，在沈默写下“父权制”三个字时，许多古人还没反应过来。

他们看见那三个字，又听见她解释说：“父亲是家庭的主宰，是财产的所有者，是秩序的制定者，妻子和孩子，尤其是女性，在身份、经济、法律上都依附于他。”

咸阳宫偏殿。

淳于越原本对天幕所讲“异化”心有戚戚，觉得人变成甲虫，终究是世道悲苦。

可当“父权制”三字一出，越听越不对劲。

他脸色涨红，上前一步，高声道：“荒唐！天幕竟将父子之亲、夫妇之伦说得如此不堪！父慈子孝，乃人伦之始，天幕以‘权力’‘依附’论之，是离间骨肉，动摇纲常！”

“天幕此差矣！孝乃天理，父有过，子当谏之，而非不孝，天幕只讲父权压迫，却不讲父之责任、父之慈爱，是以偏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