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陆的地主宅院里，仍有人像周朴园一样端着旧规矩，把人的尊严碾成粉末。

两种力量同时存在，互相挤压，它们不是平行线，它们彼此渗透，彼此撕扯，中间的人被碾碎。”

她拿起《雷雨》的课本，翻开第一页，看了一眼上面的注释信息。

“《雷雨》写成于1933年，那一年曹禺二十三岁，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一名学生。

在那个年代，礼教二字仍然是一座大山，压着无数周家、鲁家这样的普通人家，门第之见、父母之命、男女大防，全是不可违逆的天条。

他把他在旧式大家庭里耳闻目睹的东西，被包办婚姻毁掉的女人，被权力压垮的孩子，被当作丑闻掩盖起来的秘密，全部写进了这个发生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的故事里。”

她放下课本，看着全班。

“现在请你们把旧社会和古希腊做一次联系。

古希腊人面对的是一种叫命运的无常，风暴来了，船毁人亡，全无道理可讲。

曹禺那个时代的人，面对旧社会的秩序，同样是全无道理可讲，和古希腊人面对风暴，是不是同一回事？”

她停了一下，让学生们消化这个问题。

“旧式家庭的家长，就是那场风暴。

他说你疯了，你就是疯了，他说你不规矩，你就不规矩，他把你赶出去，你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

侍萍被赶出去的时候，她做错了什么？她什么都没做错，只是‘不规矩’。

仅仅因为这把悬在头上的刀，不讲证据，不讲逻辑，不讲公道，它甚至不像法律条文那样白纸黑字写在那里，它是一种弥漫在空气里的东西，所有人都觉得它理所当然。”

她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

当人为的秩序变成“天理”，它就是另一片无常的海洋。

“在传统礼教秩序中，个人的所有选择，婚姻、职业、信仰，都由家族和纲常预先决定。

这种秩序不允许变量，这些规则不通人情，不体察人性，它要求所有人像棋子一样待在既定的格子里，谁敢越界，谁就被碾碎。”

她忽然停下来，扫了一圈整个教室。

“你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家庭被碾碎的过程，这在当时太常见了，几乎每个县城里都有周家，每个县城里都有侍萍，只不过曹禺把所有的碾碎集中到了二十四小时之内。

现在你们再想想，你们还觉得《雷雨》的情节太凑巧吗？”

“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古希腊的悲剧是天灾，但是旧社会那些规矩礼教，都是人为制造的。”

沈默赞赏的看着那位同学，“非常好的总结。”

“中国的文化同样受到地理的影响。

中国古代是农耕文明，我们有大片的平原、充沛的雨水，黄河和长江哺育了两岸的农业。

我们不太需要出海，我们靠土地就能活，种下去，浇水，施肥，秋天收。

中国人的安全感，来自脚下这块地，来自稳定的四时更替，来自春种秋收的可预期性。”

“但这份可预期性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你必须被绑在土地上，必须被组织起来，必须遵从一些规律规则，必须服从秩序。”

她在黑板上的中国一侧，写下一个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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