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春雨说道，“我的消息来自日本，你们都知道，我还是平川刚财团的执行主席，是平川家族的现任族长。我们平川家族，素来热爱和平，反对战争。我有一个叔祖父，还有一个堂叔，都是日本众议员。叔祖父叫平川九村，堂兄是平川剑雄。他们告诉我一个重要消息，日本国内正在加快军事化步伐，激进好战的众议员，已经在议会通过了五年之内，提高军费开支5%的提案，而且获得了天皇批准。同时还有一项，向中国满洲移民，彻底将朝鲜半岛日本化的提案。这些足以说明，日本正在加快侵略步伐。这就是我得出判断的依据。”

房间里空气异常严峻，大家都保持了沉默，只有霍春雨一个人的声音。

“我做出了重大决策，不仅将调整在华的翔云集团的经营方向和部署，也包括建议平川刚财团，做出相应调整。在华的调整就是将大部分投资转到美国，在美国建立翔云的主要基地，新公司已经注册，叫春雨明，继续从事医药化工和生物化工。国内的翔云集团缩减投资后，重点改为民用化工。在日本的；平川刚也会将40%投资，转向海外，尽可能避免未来局势的影响。柴先生是商人，我希望考虑我的建议，特别是为了尽可能避免在东北方面投资。”

柴永昌率先回应道，“谢谢霍女士的提醒，我本来真有向东北投资的打算，现在看来真要谨慎了。”

鹿鸣也说，“霍女士，想不到你对政局如此敏感？不愧是平川刚的掌舵人。很感谢你。你是当之无愧的的和平提倡者，也是当之无愧的的中国人，虽然你有一半日本血统。”

霍春雨笑了，笑得很开心，就因为鹿鸣的一句“你是当之无愧的的中国人。”

一年以后，霍春雨的预测得到了验证。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发。

1927年4月，日本田中义一上台后，向张作霖强索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满蒙悬案”，从而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9月4日沈阳两万人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以及张作霖本人的民族意识，奉系政府未能满足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为日本内阁所不能容忍，日本关东军则断定东北人民的反日游行系张作霖煽动所致，对他恨之入骨。

1928年4月5日，蒋介石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在徐州誓师，对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方旧军阀举行“第二次北伐”。4月9日，第一集团军发起全线进攻。4月30日，各路国民军对济南发起总攻。这天夜晚，张宗昌率残部弃城北逃。5月下旬，国民军已逼近京津地区。盘踞北京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在6月2日发出“出关通电”，宣布退出北京回东北。

这次张作霖回东北，日本提出了最后通牒，胁迫他同意日本的要求，张作霖却仗着自己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不肯松口。于是，日本关东军决定在张作霖回东北的路上除掉这个眼中钉。

当国民军迫近京、津之时，日本“惟恐战乱波及满洲”，一面增兵青岛，威胁南军北进；一面按其“东方会议”的决策，对张作霖施加压力，迫张及早离京。1928年5月18日，日本对交战双方发出警告，声称：“动乱行将波及京、津地方，而满洲地方亦有蒙其影响之虞。夫满蒙之治安维持，为帝国之所最重视，苟有紊乱该地之治安，。。。。。。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计，不得不取适宜且有效之措置。”在这“警告”发出的前后，日本加紧了逼张的活动：既催张退回东北，又乘机向张勒索“满蒙”的权益。

1928年5月13日和15日，日本得寸进尺，要他“解决满蒙诸悬案”。据《时事新报》揭露：当时日本曾向张“提出条件十款，其苛毒不忍”。有人回忆：芳泽曾屡次逼张，要他履行所谓的“密约”。为逼张作霖退回东北，5月17日晚，日使芳泽会见张作霖，与张谈至深夜。芳泽说：“大势已经如此，为使战乱不波及京、津，收拾军队撤回满洲以维持满洲治安，我想无论对中国国民还是对奉天派都是万全之策。”张作霖听后不悦，严词拒绝。芳泽继续追问说：“你们能打过北伐军吗？！”张作霖说：“若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回关外。”芳泽说：“恐怕未必回得去吧。”张作霖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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