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

1933

年春，面对内忧外患，针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宋庆龄并同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致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御侮”。

蒋介石为此恨得咬牙切齿。他命戴笠派出大批军统特务在宋庆龄居住的莫里哀路孙中山私宅进行严密监视。为了达到恫吓的目的，特务们以写信或公开打电话的方式对宋庆龄进行恐吓、侮辱，但宋庆龄丝毫不为所动，反而更加积极地从事公开的反蒋活动。

见这些卑劣手段不能奏效，蒋介石命军统于

1933

年

6

月刺杀了宋庆龄的得力助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总干事杨杏佛。目的显而易见，就是要让宋庆龄就此偃旗息鼓。

然而，宋庆龄泰然以对，她在杨杏佛的葬礼上公开露脸，愤怒抨击特务们的野蛮暴行，大胆揭露蒋介石实施的钳制论、排斥异己的反动法西斯统治的丑恶嘴脸。

蒋介石连同国民党军统一时成了国人口诛笔伐的对象，弄得狼狈不堪。盛怒之下，蒋介石命戴笠策划暗杀宋庆龄。

戴笠领命后，绞尽脑汁，亲自设计了三套方案，派出了他最为欣赏的得力杀手沈醉，周密组织实施。

沈醉当时在法租界担任组长，他当然不是那种只能干杀人越货勾当的亡命徒，刺杀宋庆龄的后果，他掂量得出轻重。为此，他天真地以为，只要能让宋庆龄离开他所负责的法租界，移往他处或流亡国外，这样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省却许多麻烦事。于是，他采取盯梢、威胁甚至两次寄送子弹的办法，对宋庆龄进行恐吓，哪知不但不起作用，还被戴笠骂为“幼稚”、“不动脑筋”。

随即，戴笠亲自出马坐镇，布置了两套方案：第一，设法派人打入内部，收买宋庆龄身边的人，待时机成熟，便可动手。第二，实施“美男计”，收买宋庆龄最为信任的贴身保姆李姐。

但是宋庆龄警惕性很高，对于外来人员有诸多防范，因此前两套方案先后失败了。蒋介石依然不甘心，令戴笠继续实施暗杀计划。戴笠突发奇想，可以用车祸的办法将宋庆龄撞伤，让她住进医院，通过医护人员乱下药，让她在床上躺一辈子，既不能公开活动，又过得生不如死。

一想到这里，他就立刻兴奋起来，叫来沈醉，问他如何行事。

沈醉说：“弄一辆德国小车，一定要结实，我亲自驾驶，直接撞上去。”

“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戴笠不放心地追问道。

“没问题。”沈醉把个胸膛拍得山似地响，却又话锋一转，“不过，挡风玻璃要用防震防碎玻璃，这样，撞上去后，就不会有碎片，头部也不会受伤。到时我再穿上一件防弹背心，加上我有思想准备，一定能成功。局长，我们想到了一块儿，用这个办法，我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哪怕牺牲成仁，卑职也决无怨。”

“这就好。这就好。”戴笠连声赞道，“我们军统的同志，尤其是执行特殊任务的同志，就应该有你这种精神。小沈啊，难得你没有辜负我戴某人当初的慧眼识金。”

“士为知己者死，死亦无憾！”

戴笠更加兴奋，他忙追问道：“那你看什么时候动手，另外，地点要选好。”

“局长，这我早想好了。”沈醉受此鼓励，往前倾倾身，压低声音道“：地点就在法租界内，我驾着车紧跟在她的车后，当看到她的车停稳后，立即就撞上去。只有车停稳了，撞上的车才会使车内的人受伤。否则，车在行进途中相撞，人不大容易受重伤。同时，我把自己车内的制动器弄坏，即使没有走脱，法律上负责也会轻松些。当然，为了工作，坐几年牢没什么可怕的。”

“你想得真是万无一失。”戴笠拍着沈醉的肩，信誓旦旦地保证道“：即使你被法租界判了刑，我也会想办法让你很快出来。”

沈醉遂依计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