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是戴笠青年时代就拜把子的铁杆兄弟。两人交往密切，经常秉烛夜谈，通宵达旦地谋划国家大事。可以说两个人是一个阵营里的盟友。戴笠死后，毛人凤自认为是戴笠的继承人，自然也就继承了他各方的人际资源。这在毛人凤看来，是比戴笠留给他

10

万家产还要重要。

但是毛人凤心里也明白，自己跟戴笠比，毕竟矮了一头，不可能在胡宗南那里得到平起平坐的尊重。他应该要像戴笠过去那样对待胡宗南，时时将南京方面的政治动向，悄悄与之通报，让胡宗南觉得，戴笠虽死，耳目犹在。

毛人凤的存心示好让胡宗南感受到了他的诚意，两个人也有了更多的接触。不久，毛人凤就抓住机会帮了胡宗南一个大忙，这让胡宗南感激了他一辈子。

1947

年，胡宗南对革命圣地延安发动了猖狂进攻。4

月，人民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胡宗南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城，却把这吹嘘为重大胜利，并在南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而知道内情的人却相互通告，耻笑国民党的自欺欺人。

此刻的毛人凤因为在反共方面屡屡受到蒋介石的褒奖，正在得意之中。就在这时，一个人推开他办公室的门走了进来。

“齐五兄，在思考什么军国大事啊？”

毛人凤抬头一看，原来来人是唐纵。他连忙站起来，一脸笑容地迎上去说：“乃建兄，今天有空来我这里看看了？快请坐吧。”

自从争夺保密局局长的斗争尘埃落定后，毛人凤和唐纵失去了共同利益，就又从冤家变成了一对挚友。尤其是在反共反人民的问题上，他们两个却团结得好像一个人。唐纵刚任警察署长时，昆明发生了“李闻血案”，这暴露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真实面目。

李公朴﹑闻一多均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昆明民主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他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赞成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与和平民主建国的主张，多次呼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因此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

1946

年

7

月

11

日晚，李公朴与夫人外出，10

时许回家路经青云街学院坡，被刺身负重伤，于次日凌晨

5

时逝世，临终时大骂“无耻”，高呼“我为民主而死！”

7

月

15

日上午，闻一多赴云南大学致公堂参加李公朴死难经过报告会，一出家门便被特务跟踪。会上，闻一多揭露了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作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下午，又往《民主周刊》举行记者招待会，表明了反独裁﹑反内战的严正态度。会后，与长子闻立鹤返回西南联大西仓坡宿舍，距家门不远处，被暗藏的特务枪杀，当场殉难。闻立鹤身中数枪，抢救脱险。

李﹑闻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义愤。延安﹑重庆﹑成都﹑上海等地均举行追悼大会，严厉谴责国民党的暴行。蒋介石迫于压力，下令唐纵彻底调查“李闻血案”。可是唐纵刚当警察署长，还是光杆司令一个，没办法，只好去找毛人凤。没想到毛人凤十分慷慨地说：“乃建兄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西南站的大小特务，想用谁都可以。”在毛人凤的帮助下，唐纵迅速破案，把责任推到昆明警备司令霍揆彰身上，给了蒋介石洗白自己的借口。

唐纵迅速破案，深得蒋介石赏识，他对毛人凤日渐感激涕零起来，两人的关系从对抗走向缓和，现在简直可以说是比较亲密了。

唐纵说：“我来有事告诉你。昨天胡宗南给我打电话，说是攻下延安，他要跟心爱的叶霞娣女士结婚，同时也是为满足故友戴雨农的心愿。”

当初给胡宗南和叶霞娣做媒，毛人凤也是其中的见证人。他立即同意出席胡宗南的婚礼。1947

年

3

月

28

日，唐纵、毛人凤同机飞往延安。

延安已经被装饰一新，到处插满了青天白日旗。原先朴素的市容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浮华和铺张。唐纵和毛人凤一下飞机，就见胡宗南身穿陆军上将军服，胸佩“河图大勋章”，派头十足地站在飞机舷窗旁边。见飞机降落，他就快步走上来，仰着头跟他们二人打招呼。胡宗南个子矮小，但是十分有将军的派头。特别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他的腰杆挺得更是非常直。

这时，一个英俊潇洒、颇有儒雅文人气质的人走过来低声对胡宗南说：“胡将军，饭局已经准备好，请客人直接去饭店吧。”

胡宗南忙拉住那人对唐纵和毛人凤说：“我忘记跟两位介绍了，这是我的机要秘书熊向晖，他是熊希龄的孩子，非常能干。”唐纵一听是熊希龄之子，一时兴趣大增，他握住熊向晖的手说：“这样说来我们还是老乡呢！熊希龄先生是我们湖南人的骄傲，他当过内阁总理，兴实业、办教育，在民初可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