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龙呵呵一笑说：“现在像毛先生这样谦虚的人不多见了。其实我除了对张学良那几个大官略有敬畏之外，其他一般人我并不放在眼里，更不可能亲自为新来的一个股长接风。只是因为戴先生让我要好好提拔你，我才想看看戴先生器重的是什么样的人物。今日一见，果然戴先生眼力不俗。只有毛先生这样隐而不发，内藏不露的人，才是真正的池中龙凤，一有机会必然会一飞冲天。”

毛人凤连连谦让道：“周站长过奖了，您叫我齐五就可以了。我初来乍到，本地很多规矩都不知道，还请周站长指点一二。”

周伟龙说：“武汉这里吃特务饭的同行们远不止我们军统一家。我们第三科自然隶属于军统，第二科里有张学良把持的情报机构。此外还有政训处，是蒋委员长直接安插的耳目，因此工作不好做呀。齐五兄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被卷入无谓的斗争中。”

毛人凤点点头，心底不由得窃喜。他深知越是乱世，越能够从中浑水摸鱼，得到更大的好处。

一开始工作，毛人凤就发觉各个部门的不和。办公厅中各科室的人各为其主，互不沟通。平时语中间也是互相刻薄，甚至上升到用武力解决，常常闹得拉破脸皮，形同陌路。

第三科的人仗着有戴笠撑腰，更是气势蛮横，恶毒悍狠，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政训处的正、副处长的贺衷寒和袁守谦，仗着黄埔一期生的牌子，并不把戴笠放在眼里。他们更因为特务处处长的位子被戴笠夺去，跟他势不两立。毛人凤不想自己在里头变成牺牲品，所以便处处忍让。

政训处的人原本就绷着劲儿想跟第三科斗，但是他们却发现自己怒气冲冲的拳头总是砸在软绵绵的海绵上，使不上劲。他们每次对第三科第一股的人冷嘲热讽时，对方都笑眯眯地听完，恭敬客气地低头称是，绝不还嘴。如果克扣了第一股的文件或福利，第一股的人也都是态度温良恭顺地来讨要，有时不重要的东西干脆拱手送给他们。

此外，之前各科室的人都是各自为政的，重要情报都相互隐瞒。但是现在，第一股的人却时常主动找政训处合作，文件共享，推崇“合作”。这让政训处怒气冲天的仇恨慢慢也平息下来了。他们打听到第一股换了毛人凤这个股长之后，不由得也都称赞起他的修养来。

第一股的科员有时也会感到不平，为什么政训处对自己像大爷一样呼来喝去的，自己还要装小忍让？明明在地位上是平级的，何必要自己做奴才，让对方做老爷？

毛人凤就劝导他们说：“诸位也都是自幼受儒学熏陶的人，大丈夫之气还是有的。孟子说：‘侍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吾何畏彼哉！’可见，只要内里的主心骨坚决不倒，面上的聪明就不能外露，要韬光养晦。你敬人一尺，人就让你一丈。既然咱们都是为党国效劳，还非要弄个鱼死网破吗？我们应当有儒将的风范，胸怀大志，腹有良谋，包藏宇宙，吞吐天地之志。怎能这般小家子气呢？”

听到这样的话，大家原本埋怨毛人凤的情绪也散去许多，第一股的人对他也是更加尊敬。毛人凤此时最想做的就是打入第二科，使出他的“忍”功收买人心。

武汉行营第二科的科长叫陈昶新，是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到日本的炮兵学校镀过“金”。在武汉行营中流行一种说法：三科的陈郡年是蒋委员长的“耳朵”；二科陈昶新是张学良的“耳朵”，但这两只“耳朵”老是打架。陈郡年上举“中央”的牌照，下靠周伟龙撑腰，总想把陈昶新比下去，而陈昶新自恃是张学良的得意门生（张曾任东北讲武堂监督），奉将门第（其兄陈再新是张作霖手下的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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