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

16

日，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行使中央职权，三方共推举

32

人为特委会委员，其中汪派占少数，大权落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手中。武汉方面的汪精卫不仅没当上“正统”领袖，反而在宁、沪两方的联合反对下，被迫通电“下野”。汪精卫回到武汉，联合唐生智，成立了武汉政治分会，与特委会抗衡。桂系则以特委会的名义武力讨唐，打败了唐生智，占领了武汉，唐生智逃往日本。汪精卫不甘失败，拉拢张发奎的第四军跑到广州，成立了广州国民党中央，出现了宁粤对立的局面。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集团，本想趁蒋介石“下野”独揽大权，但是南京方面的党政班底仍为蒋介石的部属，桂系无法控制，反而陷入困境。11

月

22

日，南京召开“庆祝讨唐胜利大会”，蒋介石指使陈果夫策划枪击游行队伍事件，事后嫁祸于西山会议派，使西山会议派声名狼藉。

蒋介石看到时机成熟，便积极进行复职活动。他首先联合汪精卫，电邀汪精卫来沪商讨统一问题，借此打击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桂系怕蒋汪联合对付自己，便建议宁、粤、蒋三方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会议上，汪精卫为了摆脱不利地位，抢先提出请蒋介石复职。当时冯玉祥和阎锡山正遭到张作霖的猛烈进攻，也电吁蒋介石复职，继续北伐。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已处于孤立，只好随声附和。蒋介石复职已成定局后，他又利用中共在广州起义的事件打击汪精卫，说汪精卫与共产党联合搞暴动，汪精卫被迫离开上海，再次亡命法国。不久，蒋介石又逼走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为他重拿大权扫清道路。

1928

年

1

月，蒋介石宣布自己复职。而在

2

月份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当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执委常委、组织部长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就这样，蒋介石成功地以退为进，把国民党的党政军权成功地抓到了手中。

这时的蒋介石已经完全注意到情报工作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桂系的发难和何应钦的阳奉阴违全都是因为情报工作没有到位，不能预先掌握他们的情况而导致自己处于被动的位置。为此，蒋介石特别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这也是他所建立的第一个正式的特工组织。同时，他还在总司令部里一下子任命了数十名侍从副官和联络参谋，这些人几乎清一色出身于黄埔军校，其任务就是搜集各部队的情况和各级部队长官的政治倾向、思想动态、主要活动等。他们的工作直接向蒋介石个人负责，并由原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的王柏龄主事。

这些专职情报特务中，不仅有老牌特务蔡劲军、胡靖安等人，还有不少成了之后蒋介石统治下的特务机构的骨干力量。例如戴笠就是因为在蒋介石“下野”期间积极搜集情报，工作成绩突出，加上胡靖安的力荐，一跃成为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正式成为国民政府任命的军官。

其他还有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陈果夫和调查科的科长陈立夫，这对兄弟的叔叔陈其美是蒋介石的恩师和密友，因此两人也深受蒋介石信任。在调查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统特务组织，和日后戴笠领导的军统特务组织成为蒋介石手下两个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而“二陈”和戴笠的关系也是始终处于紧张和对立中。

另外还有一个人叫做郑介民，是黄埔二期的学生。他是广东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过学。这次一并被蒋介石任命为侍从副官。蒋介石主要是利用他在两广的关系，搜集桂系和粤派部队的情报。

但是此时的戴笠却还不到风光无限的局面。不过他明白，自己的前途是和蒋介石的政治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爬上高位，必须做出点成绩向蒋介石证明自己。在策反奉系的活动中，戴笠孤军深入，离间了周伟龙，又除去了唐生智这个心头大患。又在刺探东北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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