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老人家眼盲心不盲，虽然视力早已模糊，心里却看得清清楚楚，一生弘法遍足世界五大洲，使临济子孙满天下，其由来绝非容易。来自世界二十六个国家近一千三百个徒弟，谁来投诉苦衷，或来自首、告状，总不出他对世间洞察明白的如来神掌：或用“三八二十三”的故事点出常理外还有无上的真理，或留徒弟吃饭以慰劳辛苦委屈；或把人家给他的上等水果全都送给育幼院担任苦行的职事享用，可以说佛光山的弟子住在山上的出家众、在家众没有人没吃过他的苹果、面包；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他总是耐烦聆听，海内外的好事坏事，到了这里，一切变得太平。

花了很久的时间，我渐渐发现他老人家有一种顺应而又超然的本领，知“无常”，所以纳受一切变迁；知“无我”，所以对人没有任何成见；正因为“无住”，所以平静泰然，也因为了知“空性”，所以能生万有。

累的时候，大师就在这个最没有私密的休息处休息，一个小角落就是一个天堂，一张简单的沙发就是他的床铺，短短半小时的休眠，足足让他神采飞扬地再继续弘法。这种惊人的精神力，在医生眼里早已经是个奇迹：五十年的糖尿病，饮食三餐不用特别打理；心脏手术后，他幽默地向医生说“病不怕，怕痛”。脚断了可以去日本弘法，肋骨断了可以因为一句承诺而飞往美国，毫无养病。有时候徒弟心疼，请他老人家多作休息，他反而说：“我不都在休息吗？”弘法在外，有一餐没一餐的，他可以忍着“不吃”，有时信徒诚意端出自己的烹调料理，明明才刚吃饱来的，为了给人欢喜，他也可以忍着“再吃”。大师说，修道人要“能上能下、能冷能热、能大能小、能饱能饿”。这种“能人”的教育，也自然成了佛光山徒众工作处事的应变能力的训练。

给人的哲学

从大师口述历史中，几乎可以看到一个不变的哲学，那就是“给”。在《百年佛缘》内，我们不难看出台湾佛教的演变，在半个世纪前的台湾社会，佛教还是神道不分的局面，光复后历经“戒严”，大师要挑战专制下不合情理的弘法设限；即使“解严”后，社会大众依然对出家人存在着消极避世的概念；就是发展到佛教蓬勃的今天，来拜拜的善男信女，也还将佛教停留在“求”的阶段。而到底佛教的青年在哪里？佛教的人才在哪里？佛教的希望与建设又在哪里？这个问题恐怕需要从一个“给”字说起。

大师写下了无数的歌词，找来音乐老师谱曲，成立佛教史上第一支歌咏队，只为了“给”年轻人接触佛法的机会。青年毕业后需要“给”予工作机会，大师开办幼儿园，让优秀青年有一份别具意义的工作，在“给”幼儿教育快乐的童年，也同时栽培社会未来的中间分子。佛光山的建设，从最早只为了寿山佛学院的空间不足，要“给”学生更宽阔的学习环境。在这一餐不知道下一餐在哪里的窘况下，凭着再穷也要坚持“给”学生一个完善的佛教学院的决心，一生不作经忏佛事的星云大师，到殡仪馆为人通宵念经获得多一些钱，只为了“给”学生聘请最好的老师，付学生的吃饭、水电费。

为了“给”善男信女吃饱，要建个朝山会馆；深怕深夜下山危险，要“给”人过夜，盖了可供人挂单的麻竹园。庄严巍峨的寺庙建筑，过去原是刺竹乱麻的深沟，长得像兰花瓣形的山，如五根手指头高高低低，没有一块完整的平地，从对面山到这边的山，就如同太平洋的两岸彼此相隔遥望，为了“给”人行走，大师带领弟子们靠半天读书，半天挑石挑土的愚公移山精神，填上数千辆卡车的泥土沙石，将几近不见底的深沟慢慢填平，只为了“给人方便”。

在“给”的思维里，只在乎对方是否受益，不在乎自己牺牲多少；大师为了“给”人接受佛法，将经书典籍消化反刍，与现实生活作呼应，用现代人理解的语，极具生活性的故事譬喻，契理又契机地阐述佛陀的真理。为了“给”人亲近佛教，各寺庙道场纷纷于海内外林立，儿童、大专夏令营、胜鬘游学班、青年禅学营乃至都市佛学院等，无一不在创造给人亲近佛法的因缘。早期的云水医院，到后来大街小巷的云水书坊，更是给人免于病苦，给人知识的精神食粮。这逐步逐步的“给”，让佛

_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