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大师从各种新闻媒体上看到，我在台湾太忙碌了。怕我累着，他请陆铿先生转告，让我从闹市区的福华饭店搬到佛光山台北道场来住，那儿清净，可以免去很多打扰。

这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倒不是为了逃避忙碌，而是为了再次向他靠近。

星云大师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但首度当面拜识，却在寿宴前的五年，一九九二年。当时他邀请我到“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暨“世界佛教青年友谊会”发表演讲。演讲是由星云大师亲自主持的，他是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的“永久荣誉会长”。那个演讲现场颇为壮观，世界各国的佛教徒按国别层层排开，以同样的经颂、同样的仪姿礼拜。我那天的演讲，题为《行脚深深》，讲述中国古代的一个个佛教旅行家的事迹。讲稿的摘要，后来收入台湾尔雅出版社的《余秋雨台湾演讲》中。

那次演讲的地方，在高雄佛光山总部，因此我是从台北松山机场飞过去的。陪我去的，便是陆铿先生。陆铿先生比星云大师还年长八岁，早已是古稀老人，但在接获星云大师指令后，居然变成了一个小伙子，一路上对我这个晚辈殷勤照拂，甚至一次次试图来搀扶我，帮我提包。当时我就想，在通向佛光山的路上，好像大家都没有了年龄。

那天到了高雄佛光山总部，星云大师一见我便说，昨天有一位年轻的比丘尼拿着我的书找到他，建议邀请我到山上来讲课。大师当时哈哈一笑，说：“你想到的，我早就想到。余先生明天就上山。”

为了证明这件巧事，星云大师随即吩咐身边两位年轻僧人把那位比丘尼找来。很快找来了，几个僧人不分尊幼地就在庙檐下谈起了我的散文，包括大师本人。

这情景让我吃惊了。我写的并不是宗教书籍，在这里居然可以谈得那么热烈。可以想象，他们对一本哲学著作、社会学著作、经济学著作，也会这样。这就是佛光山吗？精神体量之大，远远超出了我的预计。

星云大师领着我，走进一间山景满窗的敞亮办公室，向我介绍慈惠法师和其他法师。慈惠法师微笑着看了我一会儿，说：“我觉得《山居笔记》比《文化苦旅》更好。从这本书可以推测，你的写作目标不只是散文，更是整体文化研究。但是，散文让你的研究有声有色。”

我又吃惊了，说：“没想到在佛光山遇到了文化知音。”

那天，我与星云大师畅谈了整整一下午。他那时身体还很健硕，引着我走遍了佛光山的各个重要所在，还参观了他小而整洁的卧室，以及卧室外他每天运动的一个小球场。走走坐坐，坐坐走走，一路都在谈话。他在茫茫尘世间的经历，他在台湾和世界各地所做的事情，他在五大洲兴建一个个佛教道场的努力……这一切，都娓娓道来，声声入耳。

我侧身注视着他袈裟飘飘的高大身影，心想，这实在是一种人间奇迹：气吞山河却依然天真，成功连连却与世无争，立足经典又非常现代，面对仇怨只播撒爱心。

为什么说是奇迹呢？因为按照常例，大气魄、大成功总是离不开权谋、搏斗，老法师、老经典总是免不了孤寂遗世。星云大师和佛光山，完全打破了这种常例，处处实现了两全其美的圆满。因为不合常例，也就构成了奇迹。

我在五年以后住进佛光山台北道场，就是想进一步深入这种奇迹，进行文化思考。

三

在辜振甫先生寿宴前后，我在台北道场住了十天，每天都有幸与星云大师交谈很长时间。

这十天中，我思考的问题很大，主要有这样三个：

第一，当代社会，资讯密集、科学发达、沟通便捷、流转迅速，与各大宗教的形成期和发展期已经有了极大差别，那么，还有可能让大批年轻人接受神圣的感召，进入一种脱离家庭生活和社会功利的宗教团体之中吗？

第二，进入宗教团体的人（在佛教中也就是僧侣队伍），在今天还有可能以自己由衷的快乐、纯净、高尚，带动周边广大的信众吗？有可能为今天纷乱无比的社会增加健康的精神力量吗？

第三，这种在宗教旗帜下的健康精神力量，有可能给延伸到世界各地的大中华文化圈带来和解、友爱，减除彼此间长久的隔阂吗？

这几个问题，是当代人文科学中的宏观难题。星云大师都以自己的实践，作了精彩的回答。

而且，这种当代回答具有极大的历史开创性。因为千百年来的佛教大师，没有一个遇到过那么强大的现代冲撞，却也没有一个组建过像佛光山那样的盛大欢乐。

我把自己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先后发表在很多文章里。

在我的《中国文脉》一书中，有专文研究佛教的盛衰历史，其中有一段结论性的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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