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被派至苗栗法云寺看守山林三个月，在深山草寮中，我以草地为桌，伏地撰写《无声息的歌唱》；应东初法师之请，主编《人生》杂志；一九五二年应宜兰马腾、李决和、林松年之邀，至宜兰雷音寺讲经弘法，并成立“宜兰念佛会”。为了要鼓励青年入佛，首创佛教第一个歌咏队，那时遭来许多反对的声浪，被佛教卫道人士视为恶魔而讨伐之。

总之，为了使社会大众能有更多机会长养慧命，我用心良苦地设下种种方便权巧，希望能为佛门留下优秀人才。

我一直很重视人才的培养，一九六四年，寿山寺落成，即开设寿山佛学院、普门幼稚园，培植了百余位佛教青年，更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借由流通佛教书籍来续佛慧命。记得最初计划筹办佛学院时，遭遇重重困难，也有人好心劝我不要办教育，因为教育事业费心费力，纵然有些成果，也无法立竿见影等等。莫说没有人给予真心肯定或赞美，更有人警告我“你和学生会没饭吃”，“你一无所有之后，信徒不敢和你接近”。虽然如此，我仍义无反顾。为了学院的日常开销，一向不作经忏佛事的我，经常到殡仪馆替人念经，到太平间替刚往生的人通宵念佛，为的是能多些教育的费用。

当佛学院开学时，教室只有一间，报名入学的学生虽然很多，却因教室小，寝室不够，第一届只录取二十名学生，第二届学生更多，不得已就把常住纳骨堂拨出一半来作教室。

去年，日本孝道教团所组成的祝寿团，在统理冈野正道大僧正的率领下，前来台湾参加蒋先生八秩华诞的盛典，并参访台中、台南、高雄等中南部名刹。团长大僧正于寿山寺讲演时说：“我来台湾，从台北一直到台南，所见到的佛教徒都是年老的人，我心想，难道台湾没有青年人信仰佛教吗？直到现在，来高雄寿山佛学院，看见许多年轻且富有朝气与热忱的青年，我才知道台湾的佛教，还有这么多的生力军！”

听到大僧正这番话，好似对我打了一支强心剂般，让我知道对佛教教育一路的坚持，虽然辛苦，却都是值得的。更欣慰的是替台湾佛教留住一点小小的面子。

教育代表文化，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钱穆博士主张恢复中国固有文化，他常研读《六祖坛经》，也认为佛教经典在中国文化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因此，宣扬佛教教义，正是当今社会所急需，而栽培弘法人才更属迫切了。

佛教本来注重福慧双修，行解并重，若有福无慧、有行无解，则如瞎子走在悬崖之路，危险至极。而今有许多佛门弟子或行为诡异，或兼修杂学，或转入外道，或崇拜鬼神，或始勤终懈，甚至有不知教主是谁？如此怪象，皆因平时不读三藏经论，也不听经说法。长此以往，佛教之大患，不在外力压迫，而在内学空虚，欲救此弊，唯有兴办僧伽教育。譬如点灯，一盏灯能照明暗室，灯灯相照，明明无尽，这才是釜底抽薪的根本办法。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所希望的是开花结果。寿山寺耸立在布满五颜六色霓虹灯的高雄市区，虽是闹中取静的世外桃源，然而车水马龙的喧闹、行人的噪杂，毕竟不是理想的读书环境。寿山佛学院开创之初，限于环境的狭窄，只招收女青年，没有达到两序大众平等的教育。

我设立的第一所佛学院——寿山佛学院早期外观

为了替徒众与信众建立未来慧命安身之处，我开始积极物色建寺之地。虽然林务局沈家铭先生热心引介许多公家土地，我总觉得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是身为民众最基本能为社会奉献的机会，不宜借公地之便而建寺。

为寻找一处兼具教育文化的现代道场，在众多信徒热心协助之下，看中了大贝湖附近一处，面积约二公顷的土地。为了买这块地，慈庄法师、吴慈容、萧碧霞居士等，还把他们共有的“佛教文化服务处”的房子变卖，得款一百五十万元来支援购地。就在钱凑齐准备签约时，依严法师无心说了一句话：“大贝湖是观光胜地，我们在那里建寺，应该沾光不少，游客一定会顺道来参观、礼佛，蒋中正先生来时，说不定还会来呢！”

就因为这番话，情势来了个大转变，我毅然放弃在此购地建寺的计划。中国四大菩萨的道场，为何能吸引中外人士前往朝圣礼拜？我希望这新建的丛林道场，不是沾名胜风光而顺道一游，而是能让全世界佛教徒专程来访！

当这大贝湖建寺叫停之际，一对越南华侨夫妇急于还债，将原本为办学的高雄县大树乡麻竹园十几甲山坡地变卖求售。有时会觉得因缘的安排如此的恰巧，冥冥之中，这穷乡僻壤似乎隐藏着未来佛光理想村的蓝图。俗语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只是单纯地想帮助这对夫妇解决眼前的危机，另一方面也想到偏壤之地，较能杜绝名闻利养，而专注于教育的弘法工作上。

如果能顺利在这座麻竹园建设佛教学院，就可以四众兼收，并由高级佛教学院再分设寿山、兰阳初级佛学院、沙弥学园。近几十年来，台湾佛教兴学之风炽盛，把往昔的老年人的佛教改观了，唯佛教学院大都附属于寺院，往往受寺院的牵制，阻碍教育的发展，致使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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