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我在焦山佛学院学习的生活起了变化，毅然放弃学业，向师父要求回到祖庭大觉寺礼祖。很不可思议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因缘福气，家师的一位友人，知道我从南京回来，并且读过佛学院，就叫我担任当地一间国民小学的校长。其间《大公报》、《申报》成为我开拓新思想和扩大眼界的读物；而学校虽是小学，也有一些购书的预算，我买很多新书来阅读。如，胡适之的《胡适文存》、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以及鲁迅、茅盾、老舍、巴金的著作等，让我徜徉在书海里，思想在云端里飞翔，我忘记物质上的困顿，感觉到精神食粮的饱满更为可贵。

二十二岁那一年，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国民党节节失利，我在南京、宜兴已感受到战争的残酷，生命受到了威胁，所以，翌年的春节，就经由上海到了台湾，那是一九四九年的初春。刚到台湾时，我什么都没有，除了身上的一套衣服以外，仅有的就是一张身份证和师父给我的十几个袁大头，就此展开了我在台湾的生活。

最初在中坜和新竹二年的时间，也读了不少文史哲的书籍，当然在佛学上也稍有心得。这期间，我写过一些短篇文章，也发表过几篇新诗，如《伟大的佛陀》、《无声息的歌唱》、《星云》等，凭着读过几本书的经历，我开始了教书和编杂志的生涯。

一九五三年的农历正月，我到了宜兰，“为了佛教”我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弘法工作。过去在大陆就曾想过，将来为佛教，我要写街头壁报宣传，要散发佛教传单，要做街头讲演，要让佛教走向群众。

但在宜兰，地方很小，也很简陋，自己的经济条件更是零。不过，新思想的火花，正在那里催促着我要点亮佛教的新火种。于是我成立了佛教歌咏队，组织了青年团、学生会、儿童班，也创设文艺补习班、弘法队。

为了佛教，我好像什么都要去做。我要为佛教“但开风气不为师”；我要为了佛教“色身交给常住，性命付予龙天”；我要为佛教“发心走出去”，努力带动佛教走向人间、走向社会。我好像忽然看到万千的群众在向我招手，我必须要弘法利生，我要为佛教开创新局，虽然不敢说自己有什么条件，只是我有心。我愈是有心为了佛教，自性海中的力量就不断涌出，一些创意也就源源不绝地从心涌现。

虽然这许多的创新，在当时饱受保守的佛教界批评，甚至视我为洪水猛兽，但我无暇想他，只一心想着，为了佛教，我要尽自己的一点心力，要让佛教适应于当代，因此就逐步作了一番改革创新。时至今日，如佛教歌咏队、录制唱片、光碟、电视弘法、家庭普照、素斋谈禅，不就在各寺院道场弘扬开来了吗？今举几项记录于此。

音乐

对于唱歌，虽然自己五音不全，但是我知道，音乐是弘扬佛法最有效的利器。初到宜兰时，我组织歌咏队，不就接引许多年轻人蜂拥而来了吗？佛经的十二部经中，散文体裁的长行普遍通行，诗歌的偈颂也很重要；诸佛如来，都有十方信徒赞叹，万千的众生也希望听到赞咏的歌声。

我虽然对文学有兴趣，但是没有学过韵文，对诗歌的韵脚、骈文的对仗并不熟悉，但我知道音乐对人类的重要。为了用音乐弘法，不得不着手练习作词，邀请专家谱曲。初期我作了《西方》、《弘法者之歌》、《钟声》、《快皈投佛陀座下》、《菩提树》、《佛教青年的歌声》等歌曲，不但到神庙的广场、社会的礼堂、“国家殿堂”高歌，也到军营、学校、工厂、监狱里面去传唱，引起很大的效果。

佛光山人间音缘梵乐团——台湾佛教首创的佛教教团专属乐团，每年与梵呗赞颂团全台巡回演出

我看到回响热烈，于是扩大歌咏队的影响，在念佛共修的集会中，把传统程序中最后的“回向偈”用唱歌或祈愿文代替，增加大家内心的感动。我并且请人把梵呗赞偈的音律写成简谱，有了简谱之后，大家感觉到原来佛教的赞偈很好唱，不再只是口耳相传而已。有了板眼，就更容易学习了。

当然，这么一来也引起佛教里一些保守人士的反对，甚至有人倡议说：“哪一个人出来把星云某人杀了吧。”连这样极端的语都出现，但是我想，既然我们已经唱了，就得唱出一个名堂来，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在万分困难之下，我把信徒捐助的净财，拿去制作录音带，甚至制作唱片，扩大歌曲的影响范围。

总之，在宜兰的时候，也没有长老来反对或是赞美，只有年轻人来唱歌。我认为，这是他们在唱歌，这是属于青年的歌声，我不必因不同的意见而气馁，我应该给予青年欣赏和鼓励。

当时，我也在“中国广播公司”、民本广播电台作过节目，我想，歌声最多的地方不就是电台吗？电台每天都会播放很多的歌曲，于是我就再把佛教歌曲推到电台播放，让更多的人都能收听得到。

“佛歌入云霄，法音惊迷梦……”一九五三年，《弘法者之歌》等诸多佛教歌曲在电台播出传唱开来后，一发不可收拾，人人朗朗上口。心悟法师、煮云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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