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一生弘法的历程中，

也曾遭遇诸多困难。

早在我要来台湾的前一年，

人在南京华藏寺，

就曾经为了佛教的革新运动，

和教内、教外的恶势力几次过招。

隔年，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之后，

弘法利生的困难之路更是于焉开始。

六十多年来的弘法生涯，

我没有比别人多一分享受，

每天都是工作、工作，照相、照相，

访问、访问，讲话、讲话，

尽管如此，不管遭遇什么境界，

我一样过得很自在。

身为出家人，所谓“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这也是我一生的职志。我觉得，我所以出家，“弘法利生”本就是应有的使命感。

弘法，是将佛陀的真理普利大众，这对道德的提升，对人心的净化，对社会风气的改善，对人我次序的建立，都有正面的影响。只是，弘法的过程，经常也会遭遇困难。

例如，当初佛陀在世的时候，虽有万千信众的欢迎，但也有少部分的人给予刁难。乃至于佛弟子，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给外道用乱石打死；说法第一的富楼那到输卢那国布教，遭受抵制；在印度佛教史上，龙树、提婆、无著、世亲等尊者，他们在传播佛陀真理的生涯中，也都遭遇到许多的困难。

甚至佛教传到中国之后，也历经了许多教难，从“三武一宗”法难，一直到近代太平天国的破坏寺庙、冯玉祥的拆寺逐僧、邰爽秋的庙产兴学，以及“文革”的毁佛等等。但是当中也有很多的古德先贤，他们抱着“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发心，和“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的立愿，牺牲奉献、奉献牺牲。每每在我读到这许多高僧大德的事迹时，不禁也要热血沸腾，兴起效法的愿心。

在我一生弘法的历程中，也曾遭遇诸多困难。早在我要来台湾的前一年，人在南京华藏寺，就曾经为了佛教的革新运动，和教内、教外的恶势力几次过招。隔年，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之后，弘法利生的困难之路更是于焉开始。

先说我在新竹青草湖“台湾佛教讲习会”教书的时候。那时承蒙新竹县佛教会要我每个星期六到新竹市城隍庙前的广场讲说佛法；但是，青草湖的派出所不知奉谁的命令，却毫无理由地不准我前往。我想，我并不是张学良，也不是孙立人，还不够资格被限地居住，因此就向派出所提出抗议。当时蒙受一位警察好意，对我说：“你可以去讲，但是每次去的时候都要先到我这里备案。”横竖我们光明磊落，就是报备了也不会坏事，所以每一次出门，我都会去向他请假。

在这之前，我于中坜圆光寺居住，警察先生大概是碍于妙果老和尚的面子，都是白天前来查对户口，探看我们是否安住寺中；但是到了新竹青草湖，警察则经常是半夜三更来敲门，说是要查户口。甚至到了一九五三年，我初到宜兰的时候，也经常在半夜被叫起来对户口。本来很平静的生活，就给这样的干扰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我从新竹来到宜兰，目的当然也是为了宣扬佛法。不过那时候，我知道光是口头讲说，并不能引人入胜，所以就买了一台扩音机，大小几乎如大鼓一般。透过扩音机扩散出去的音声，也就更为好听了。同时，为了引起信众的注意，我从日本买了一些佛教故事的幻灯片，如“贫女的一灯”、“鬼壳的面具”等等。只是，那些幻灯片的画面，难免有日本文字出现，一位派出所的警员看了，当场就叫我停止放映。这也很难怪，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才光复不久，正要去除日本文化，我怎么可以放映日本的幻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