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也非常关心大陆派遣的代表。大会前两天，中国佛教协会的代表明旸、真禅、明哲法师，以及王永平等，就已经抵达洛杉矶了。那时两岸代表也会互相刺探相关消息，因为大陆方面事先就已经发出一句话：台湾不能派代表参加，台湾如果有派代表，大陆代表就不出席。

我为了两岸的和谐，当然希望彼此都能参加。尤其，我也说：如果台湾不能参加，我长住在台湾，那我怎么回去台湾见江东父老呢？那个时候，两岸已经在联合国的斡旋下，像奥运等国际竞赛，台湾都用“中华台北”作为团体名称，参加世界所有的体育活动。

后来，几经往来、折冲，陆铿先生在此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他帮助协调，最后，可以说是在不到一分钟的情况下，甚至在大会集合的钟声响了之后，大陆的代表才接到国务院的同意，准予进场。最后，两岸分别以中英文名称：“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beijing，

china·中国北京”和“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aipei，

china·中华台北”共同出席会议。

因为大会前后只有五天，在世界几百位的代表座前，双方也没有时间来争论。不过，当我跟大家说明两岸都参加了这次的会议，所有与会代表，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由于有了这一次友好的经验，促成我有心到大陆访问。赵朴初长者闻之，也表示热烈地欢迎，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九八八年的年底了。

其实，在此十年前，两岸还未互通的情况之下，乃至在两岸往来出现和平的曙光前，佛光山的徒众慈惠法师、慈容法师、萧碧霞居士等，就已经不断地代表我跟我的母亲、家人来往了。尤其，西来寺住持慈庄法师，不断地从美国将电视机、收音机等一些大陆那时候很希望拥有的高级家电用品寄往大陆，这前后也有十年时间。甚至，为了促成两岸人士的见面——因为大陆那时候的经济，普遍还付不起住饭店的费用，而台湾方面，要想在香港花旅费接待亲友也不容易，我特地在香港购置了一栋房子，提供给彼此在香港探亲会面时可以使用。

到了一九八九年，我和大陆已经分隔四十年了，好在有这前十年藕断丝连的联系，后来就由赵朴初居士提出邀请，我在美国用“国际佛教促进会”的名义，组织“弘法探亲团”赴大陆访问。我们主团七十二人，分别从美国、香港出发；副团近五百人，则从台湾出发，在三月二十六日抵达北京时，已经是当日下午三四点钟了。

我们两团的人马在北京首都机场会合，由姬鹏飞先生、赵朴老，以及中国佛教协会重要的领导，与大家见面。赵朴老一见到我，互相握手，他连说：“一时千载，千载一时。”这句话后来就成为两岸之间来往的名。确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于阔别了四十年的大陆，竟能重新踏上这一片土地，我不禁感慨万千；我也极愿倾己所有来和大陆社会各界广结善缘。为了感谢赵朴老在过去一年中，送给我分装成好几十箱的《西藏大藏经》和《龙藏》，今天能够再回到大陆，我也把一部大巴士送给北京中国佛学院，同时将许多家电，如电冰箱、电视机等，分送给有缘人，并且提供赵朴老弘法经费，以表心意。

赵朴老对佛教的热心无话可说，我想，在“文革”后，他所做的工作，应该就是不断地跟各级干部交涉，几乎每天都要求开放这里的寺院、开放那里的寺院，积极地为佛教争取空间。我也想，今天中国诸大名山、诸大丛林能够提早开放、提早发展，这应该也与赵朴老有很大的关系。

那时候，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法源寺办有中国佛学院一所，学生百余人，成为全中国佛教的最高学府。另外，在南京栖霞山寺和四川法王寺等，也都办有分院。赵朴老在北京，以及后来和我的几次会面，从来不谈及个人的得失，都是关心佛教的未来。他一再地强调，佛教最需要的，第一是教育，第二是教育，第三还是教育。可见他对佛教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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