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二十二岁，还是个不懂人情世故的年轻人，没想到竟然有人叫我接任南京华藏寺的住持。寺务繁琐，匆匆的几个月就过去了，又因为徐蚌会战(即淮海之战），解放军渡江，南京岌岌可危，所以就和一些同道组织“僧侣救护队”，不明所以地到了台湾。

在台湾，我努力写作、努力弘法、努力度众；我办幼稚园、办作文补习班，带领青年从事许多弘法活动；乃至陆续开办佛学院，筹建佛光山。不知不觉中，数十年倏忽一过。

一九七七年，佛光山开山十周年，首度传授“万佛三坛大戒”，在这次的戒期中，美国东方大学(eastern

university）的校长天恩法师，忽然率领一些教授、学生莅临佛光山受戒。一群美国人肯到中国来受比丘、比丘尼戒，我们当然竭诚欢迎。我想，大概以此因缘，一九七八年他就授予我东方大学的哲学荣誉博士学位。我一生没有学历，也没有领过一张毕业证书，忽然有一个荣誉博士的学位，当时心想，或许对我办教育，在社会上做一些文化教育事业有帮助，我就欣然接受了。

时任东方大学的教务长普鲁典(leo

m。

pruden）博士，哈佛大学毕业，标准的美国学者风范，思维敏捷，动作勤快；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竟然出家做了和尚，有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住在佛光山。同时，他介绍一位德国的人类学硕士何吉理(ehard

herzog）先生，来到这里专注研究佛法，也一年有余，这都是后话了。

徒众们为了我得到荣誉博士学位，大家兴奋不已，想要在报纸上刊载消息，祝福我获得荣誉博士的殊荣。我觉得荣誉博士并不是真正的学历所获得的学位，不必那么张扬，低调处理就好，他们才因而作罢。

除了自己创办的西来大学不算，我获得的第二个荣誉博士学位，来自智利圣多玛斯大学在二三年所颁发的博爱和平荣誉博士学位。这是第一所颁给我荣誉博士的天主教大学，校长尔其威立亚(anibal

vial

echeverria）先生表示，他们和十八所大学联盟，所以这一张荣誉博士学位也代表其他十八所大学的荣誉博士。

校长尔其威立亚博士，他是个天主教徒，居住在地球的另一边，从台湾远赴智利，如果坐波音七四七喷气机起码要三十六个小时才能到达。这么遥远的地方，不知道是什么样缘分？过去也素不相识，竟然欣赏我，愿意授给我荣誉博士学位，真是感谢国际友人的盛情了。

我于当年十月至圣多玛斯大学出席授奖仪式，并于校内植树纪念，当时校方特别邀请全校师生共同签署“祈求世界和平证盟书”，表达大家对促进世界和平的愿望。校长还邀请我为大众讲演，没想到当地的议员、政治人物竟有不少人莅临出席；而两年后，圣多玛斯大学更与西来大学结为姊妹校，我也乐见其成。

这一年徒众们说我是双喜临门，因为除了天主教学校颁给我的荣誉博士学位以外，泰国很有名的摩诃朱拉隆功大学也颁给我教育行政荣誉博士学位。

泰国本来就是一个佛教国家，我跟泰国结缘得很早，尤其是举办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的时候，曾有几次担任大会主办人。特别是一九八八年，世佛会举办第十六届会员大会，我把他们带到美国西来寺开会，这是世佛会首次离开亚洲，真正让佛法“西来”，颇具历史意义。一九九二年，第十八届会员大会则由高雄佛光山主办，也在此次大会中，承蒙大家不弃，推举我为世佛会永久荣誉会长。另外，第二十届的世佛会，则在一九九八年由澳大利亚南天寺主办。

有了这许多次主办世佛会的经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泰国总理川·立派先生，在第二十一届世佛会上颁赠予我“佛教最佳贡献奖”，也让我感到受宠若惊。或许是这许多的因缘，再加上摩诃朱拉隆功大学知道我办有佛光大学、南华大学、美国的西来大学等，所创办的丛林学院持续不辍连续招生了四十余年。可能认为我热心佛教的教育，因此颁赠给我荣誉学位，大概也是对我的感谢或者奖励吧！

二四年这一年，同样获得两个博士学位，在韩国有百年历史以上的东国大学颁给我哲学荣誉博士。据说，东国大学从未颁赠荣誉博士予亚洲人，这也开了他们的先例。

当时，我派弟子依恩(王秀珍）在东国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一方面也筹建道场。很感谢东国大学给予我荣誉博士学位，因为我和韩国的佛教，多年来一直缘分很深，我和他们的各宗派、各大寺、各个重要的人士都有往来，我想获得这一个荣誉博士学位，更增进中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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