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脱身回到家里，气冲冲的问老偷：“你为什么出卖我？你不是说要传授我技术的吗？”

老偷问：“你怎么跑回来的呢？”小偷如此这般陈述了一番。

老偷微笑地说：“这不就是已经传授给你了吗？”

钱穆博士的讲学，就是这样深入浅出，让人明白易懂。

一九五年，钱博士在香港筹办“新亚书院”，我也有熟悉的同道、朋友，如悟一法师等，都曾在他的门下学习。

后来我在佛光山开山，他也曾到山上来，可惜没有事先通知我，等到他要下山时，我偶然经过客堂，知客师告诉我，刚才有一个小老头，他说他叫钱穆，想要见你，才刚离开不久。

我一听大惊，钱博士驾到了。我追赶上去，他已经到了山下，准备乘车离开。由于当时上山、下山交通不易，早期佛光山的住宿设备也不周全，我也不便留他，只有随他而去。

我一向儒佛不分，对于钱穆先生诸多的思想学术著作，像《国史大纲》等，虽然是站在儒家的立场陈述，却也同样地尊重。失去和他亲近请教的因缘，感到有一些遗憾和惋惜。

不过，后来我在无锡宜兴重建祖庭大觉寺，那里正是钱穆博士的故乡。他的孙侄钱文忠先生，成了我在大陆的忘年之交。

钱文忠

钱文忠教授，一九六六年出生，是季羡林教授的关门弟子，他曾赴德国留学，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二五年，我作客在北京钓鱼台宾馆的时候，他特地从上海飞到北京，我非常乐意与之相见。因为钱教授是宜兴人，我正要到宜兴恢复祖庭，当然要获得宜兴人士的支持，何况他又是一位教授呢！

钱文忠教授和他的叔祖钱穆先生同具才华，不但年轻有为，对佛教更是热忱。北京见面的因缘之后，他就常到上海的普门经舍，与我探讨佛法；在宜兴大觉寺未竟工程的简陋工寮里，他也曾数度光临，和我畅谈古今。

记得二八年七月，大陆和台湾相隔六十年后，首度直航，东方航空公司从南京起飞到台北的首航班机，就是邀约我和钱文忠教授坐在第一排一号和二号的位子。那天，他的心情激动不已，后来特别撰写《首航台湾札记——为什么我们的眼里充满泪水》一文，发表在《人间福报》上。

他还告诉我，要把这张和我同座的登机证保存下来，因为这是珍贵无比的史料，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

那一次，他在佛光山盘桓数日，当他要返回大陆的时候，其他台湾的特产都没有购买，就只携带了《佛光大藏经》、《佛光大辞典》等出版品，以及多箱的书籍回去，可以看得出，他真是一个爱书如命的读书人。

钱文忠教授的文才一等，口才也很相当。二七年，他在北京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中讲说“玄奘西行记”，当时创下两个纪录：一是开播以来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有超过上亿的人口收看；二是以四十一岁的年龄登上《百家讲坛》，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讲主。他后来出版的《玄奘西行记》，听说畅销数百万册，影音光碟就更不计其数，在相关佛教题材的出版品里，可说是数一数二。

二五年开始，承蒙扬州市政府让我们在市中心一百三十亩的土地，兴建一座“鉴真图书馆”，由慈惠法师负责督工。除了图书馆外，也设有一个可以容纳千人以上的大会堂。在二八年元旦落成后，举办《扬州讲坛》，每个月两次，邀请两位专家、学者在周末公开讲演，钱文忠、余秋雨、易中天、于丹、余光中等，都是我邀请的对象。

钱教授的讲演不但叫座，并且还承诺做讲坛的护持者，帮助我邀约大江南北的知名学者人士前来开讲。一时之间，“北有百家，南有扬州”的称号，就此传扬开来，扬州文化也好像起飞了一样。

后来，宜兴大觉寺要申请寺院登记，我邀请钱文忠教授做大觉寺的信徒代表，但地方宗教长官以“教授不可以担任代表”为由，未蒙批准，甚为可惜。不过，钱文忠教授已经和佛教结了不解之缘，当然也就不在意是否成为信徒代表了，甚至有什么事情，他也都自愿护持。例如，上海的知名演艺人员周立波先生举行佛化婚礼，邀约我去为他们福证，就是由钱文忠教授所促成的。

想来，钱穆博士虽然没有和我多所交往，应该也会为他这位古道热肠、与佛有缘的孙侄而感到欢喜吧！

而与钱穆教授有关的大儒，同样以新儒家思想学说闻名，共创新亚书院的唐君毅、牟宗三等，也都是佛光山要好的朋友。

唐君毅

唐君毅先生，一九九年出生，四川宜宾人；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受邀来台参加活动后，就经常来往台、港之间；后来在一九七四年应台湾大学哲学系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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