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引发了我对受刑人的诸多想法，我曾和当时“法务部长”廖正豪先生商量两件事情。第一，准许我和判决死刑的人做个别交谈，不是短暂的会晤，而是长谈，古人曾说：“人之将死，其也善。”在他们已经面临死亡边缘的时候，心里必定有一些苦水要吐露，我自信也是一位很有同情心的人，让我跟他们交谈，给死刑犯有个对自己一生检讨的机会，并对未来的生命抱持希望与信心，他们也能够死得安心，同时将忏悔经过记录成书，将来对社会教化必定是很好的教材。

承蒙廖正豪先生的助力，我曾在土城做过一次三个人的谈话，但是狱方却明不可以发表。我认为，人生走到最后，能讲出口的话，都是一篇忏悔录，不会有愤世嫉俗的语，或是想要报仇雪恨。但是，由于监狱人员的顾虑，怕一些不当的论影响别人，因而不能应允我的请求，让我为受刑人完成所愿。

第二件事，受刑人的刑期满了，释放出狱，社会难以接受，因为他们是犯法的人，但是社会不接受他们，他们也不会接受社会，反而会对社会存在一种冤冤相报的心理。当时我建议，能否在他们刑期将满三个月前，让我们寺院来收容他们。我在想，他们也不会逃亡，因为逃亡以后又是罪上加罪，还有三个月的刑期，在寺院里面生活也不会像监狱那样的不自由。

在监狱里面，大部分都是教训他们，不准他们这样，不准他们那样，例如：不准站着、不准抽烟、不准会客、不要往外面看等等。如果给我三个月的时间，给予他们一定限度的自由，不超过范围的事情通通都可以做，例如：他们想要会客，可以会客；要吃什么东西也可以，甚至吃香烟也无妨；我还可以带他们到处游山玩水，为他们做心理建设。我想，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以诚心待人，他们不会为我带来麻烦。

因此，希望政府可以跟我合作，给我一个机会；甚至我说，假如万一不行，有某一两个人逃跑了，应该也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因为他的刑期即将满了，本来也快要释放他。但是廖正豪先生表示，这个太严重了，在法令上有一定的规定，如果能做到我这种程度，法令不知道要修改多少的条文，因此，又让我不能诉请所愿了。

一想到受刑人离开亲人的那种落寞，总让我思索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因此曾经多次发起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有人去探监慰问，像是端午节送粽子，中秋节送月饼，过年了送红包，让他们感受到一些有心人的关怀，而不会对世界怀抱着不满。

此外，刚到宜兰时，雷音寺没有桌椅，他们有长板凳，我也坐了几个月，后来信徒帮忙我买桌子，又到监狱里买了一个三十块钱藤编的椅子，我在宜兰都坐这个椅子打佛七，一坐就打了二十六年的佛七，椅子依旧坚固耐用，也让我对受刑人的手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佛光山经常在监狱里面举办短期出家，传授三皈五戒，我觉得成果很好。后来佛教界纷纷议论认为我不对，怎么都度一些重罪的人受戒，那以后佛教里面，还能太平吗？其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而佛陀在世的时候，一再强调“人不怕犯过，

怕的是不肯悔改”。所以对于社会上一些行为有问题的人士，他都给予机会，为什么我们现在不但不给予机会，还带着有色的眼光对待他们，这也是我引以为憾的地方。

我觉得，到监狱里面弘法开示的人，心里不能把受刑人当成犯人，在语上，不可以总是说“你们犯人……”可以称呼大家为“各位朋友！”也不必说：“你们犯过罪，是犯罪的人。”伤他们的尊严，因为先有了对立的关系，就不容易收到开示佛法的效果。对待他们要有同理心，像是“你们各位，好像一时误会或者冤屈，让你们受刑了；其实我们在外面的人，你能说哪个人不犯罪吗？只是说他还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在外面街上自由的人，也未必都是好人；现在你们各位在这里，一时失去自由，也未必都是坏人，所以大家自己要有自尊心，人生机会还很多，你们受刑有期，出狱以后，还是有无限光明的未来……”诸如此类，要前往监狱布教的人，至少要有这样的素养。

而除了在监狱、看守所传授三皈五戒外，也曾举办过佛学会考。还记得一九九三年的世界佛学会考，在全球五大洲的各大都市开展，如澳大利亚悉尼、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巴西圣保罗、马来西亚吉隆坡、美国洛杉矶、香港等六十五个考场同时举行。当时，在台湾的宜兰、台南、高雄、屏东、绿岛、武陵、泰源、台东及香港多所监狱、看守所中，也有六千余名受刑人报名考试，特别设有监狱考场，造成一时的轰动。而《联合报》、《中国时报》也各以两个全版，为成绩优异者作了大幅报道，其中不乏有受刑人上榜，一时传为佳话。

可惜的是，后来因为“立委”黄天福向时任“教育部长”吴京先生反映，表示有基督教信仰的家长抗议举办佛学会考；甫上任半年的吴京先生便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以一纸公文废止佛学会考，百万人的考试就此作废，慈惠法师举办的佛学会考就此泡汤了。

回想起早期的监狱布教，是由在台北的南亭法师、赵茂林居士和我们共同发起的，后来大家各据一方弘法。不过，所有的佛教徒对于监狱布教，都非常热心参与，听说我的弟子中：慈容、心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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