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versity）的哲学及神学博士，曾在传信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多年，此后又担任台湾驻教廷的宗教顾问。一九六一年就任台湾台南教区首任主教，成立碧岳神哲学院。五年后，他升任台北总教区总主教，成立台北主教公署、耕莘护校及三峡天主教公墓等。
记得在一九八九年，《联合报》曾邀请我们在台北耕莘文教院举办一场“跨越宇宙的心灵”座谈。当天我到达现场时，罗光主教也到了，我问他：“等一下我们的对谈要怎样进行呢？”他回答我：“各说各话。”这一句话使我茅塞顿开。他讲他的天主教，我讲我的佛教，不必计较，无须辩论，就能皆大欢喜。他不愧是长者，对这样一个局面能有这么好的处理方式。经过了这次对谈之后，我和他始终维持着友好的宗教情谊。
另有一次，天主教主教公署召开一场宗教徒领导人会议，共有十大宗教的代表参加。这些宗教代表平时很难得共聚一堂，为了表示友好，会中就有人提议“三教同源，五教一家”，获得现场不少人士的共鸣。当时罗光主教是主席，我担任主讲，我在一旁轻声问他：“假如把这五个宗教的教主供在一起，你拜得下去吗？”他说：“我拜不下去。”
这让我想到一个宗教的成立，要有三个条件：教主、教义、教徒。教主，好比是爸爸，每个宗教都有各自的爸爸，你的爸爸不会是我的爸爸；教义，等于大学里的科系类别，可随个人的喜好自由选择；教徒，即每个宗教都有信仰他的教徒。教主不必同，教义也不必一样，但教徒可以彼此做朋友，互相往来、联谊，共同为社会服务奉献。所以宗教家的往来，是很正常的事情。
基本上，我很赞成宗教之间要和谐、尊重，彼此要包容、交流；宗教之间，应该寻求“同中存异，异中求同”。“同”者，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目标一致；但是在“同”的当中，也有“不同”，即各个宗教各有教义，彼此说法也各有不同，因此不可一味地说它们都是一样。
还有一次，罗光总主教和我以主席团成员的身份，共同出席省政府主办的宗教会议。会中，罗光总主教当着大家的面说：“为了配合时代趋势与需要，希望大家多学习佛光山的人间佛教。”由此可见，罗光总主教胸量之广大。
罗光总主教对佛教的研究，在所有天主教人士当中，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因此在佛光山台北道场落成（一九九四年）时，我们举办了一场为期四十九天的“生命的活水”系列讲座，特别邀请他来主讲“佛教与我”。他说，研究佛学令他受益良多，甚至鼓励天主教徒也可以参禅打坐。
在罗光总主教八十六岁那一年，因病住院于台北荣民总医院，我专程到病房去探望他。当时他戴着氧气罩，不方便说话，就写了一段话给我：
深谢道驾，我患气喘病已在院四个月，现在渐渐好转，您现在法身健康如何？法师扬佛六大洲，到大陆真辛苦，在台湾大家所景仰，我只是写了几册书。
罗光总主教的一生，从十八岁开始写作，对佛教、儒家、神学等宗教哲学思想多有研究，著述丰富，他曾送我《简说佛教哲学》、《中国哲学思想史》等个人著作。此外，在很多政治场合里，我也常看到他代表天主教出席，可以说，他对学术、宗教与政治，有着很大的影响与贡献。即使到了晚年卧病在床，仍可让人深深感受到，他就是这么一个谦虚，又处处为人着想的长者。
在那个时候，除了罗光总主教，我和天主教光启社的丁松筠神父，也时有往来。丁神父是美籍人士，大约在四十年前就来台湾服务。最早他在辅仁大学教授“人生哲学”，也经常在电视上主持节目、拍纪录片。
过去我们在台北道场举办“生命的活水——佛教与我”讲座时，曾邀请他来主讲，他觉得天主教和佛教是有缘的。有一次我们对谈，他跟我说：“如果你生在西方，你可能会是一个神父；如果我长在东方，我也可能会是一个和尚。”不禁感到人生的因缘真奇妙，因为出生地不同，也能各自成就不同的宗教身份，然而我们的心都是一样的。
还有一位出身于阿尔及利亚教区的安霖泽（francis
arinze）枢机主教，也和我建立了友好的宗教情谊。
一九九三年，安霖泽枢机主教以梵蒂冈宗教协谈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和天主教高雄教区的单国玺主教、教廷驻台“临时代办”尤雅士等人，在马天赐神父的引荐下到佛光山拜访。为了尽地主之谊，我们在麻竹园法轮堂举办了一场欢迎会。
会中，安霖泽枢机主教提到，他们对佛光山以国际化、现代化推动人间佛教，带动世界宗教潮流，印象特别深刻。我也善意地回应他，在所有宗教当中，佛教与天主教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的宗教包容性都很大；为了全心奉献社会，都抱持独身主义；双方宗教仪式及灵修生活方面，也都很类似。
谈话中，我感受到他所散发出的宗教神采，尤其一身黝黑发亮的皮肤，不禁让我想起民间供奉的妈祖、王爷。我幽默的说：“台湾信仰王爷的风气很兴盛，如果您去各地的神庙，说不定人们会将您视为王爷呢。”他听了之后，立刻爽朗地笑了起来。
安霖泽枢机主教后来参观陈列馆，问了很多问题，如：“为什么菩萨的耳垂特别长？”我说：“因为菩萨可以听得见任何声音。”他看到观音圣像，很兴奋地问菩萨的名称，我告诉他：“观音菩萨好比圣母玛利亚，她的慈悲和智慧受到广大人民的赞美和景仰。”看到千手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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