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当时，虽然有宋时选先生的鼓励，但我还是不敢贸然举办，于是就跟张培耕讲，请他向“救国团”借用几支旗子，让我挂在山门口，表示这个活动与“救国团”有关。

当时“救国团”是蒋经国先生所领导的团体，有了“蒋经国”三个字为背景、靠山，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所以几支“救国团”的旗子往山门口一挂，就等于“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

果然活动开办后，所有治安单位、警察宪兵、安全人员都不敢来干扰。我觉得这一刻不但是佛教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我自己弘法路上的一个重要起步，因为由此让我得以走入青年这一环。

说到青年，早在一九五三年我初到宜兰弘法时，有好多通讯兵学校的官员学生都来参加讲座、共修，当中有三位年轻的上尉杨锡铭、周广猷、朱桥，他们被称为通讯兵学校的“三剑客”。

此中杨锡铭写得一手好字，宜兰的第一本《佛教圣歌集》，就是用他的手稿影印的；周广猷擅长绘画，慈爱幼稚园教室的壁画、海报等，都是由他设计、手绘；朱桥的专长则是编写，所以我任用他为《莲友》通讯的编辑，后来更向当时宜兰“救国团”团长杨尊严推荐，请他到宜兰“救国团”编《宜兰青年》杂志。

虽然这只是一份简单的宣传小册子，但经过朱桥一编，就变得美不胜收。直到一九五七年，我又邀他帮忙编辑《今日佛教》月刊。那个时候佛教杂志有《台湾佛教》、《菩提树》、《觉生》等，版面编排都很古板，一般读者接到后，看与不看都不觉得重要；《今日佛教》不但穿插图片，而且跨页的标题醒目耀眼，尤其艺文性的内容可读性高，一时在杂志界脱颖而出，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惊喜。

当时“救国团”台北总部看到《今日佛教》版面设计新颖，就邀约朱桥去主编一份大型杂志《幼狮文艺》。朱桥获邀后商之于我，我当然替他高兴有这么一个一展才华的好机会，就叫他即刻答应。

果然朱桥没有辜负我的期望，他编《幼狮文艺》距离现在已有五十多年，那时候可以说石破天惊地为杂志编辑树立了焕然一新的风格。尤其这是代表政府提拔青年的“救国团”所编的杂志，在朱桥的才华展现下，与李敖主编的《文星》及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同样引人注目，成为台北书报摊上最醒目的钻石。

今日回想起来，我和张培耕认识之前，已和“救国团”结下了这么一点因缘。不过我在台湾弘法，还是感谢因为张培耕的关系，获得“救国团”的助力很多。

一九七一年，当我再办大专青年夏令营时，因招收的学生人数相当多，当时正逢开山，经济拮据，也买不起寝具，张培耕就帮我向军方借了上千条毛毯；夏令营的课程中，需要外出旅行参观，当时也没有交通工具，他又向军营借了三十辆军用卡车，让我省下很多费用。

所谓“朝中有人好做事”，那时因为有张培耕的支助，在夏令营举办期中，也曾得到蒋经国先生的关心，指派宋时选先生亲临指导，实感无比荣幸。

后来李钟桂女士担任“救国团”主任，曾邀请我到松江路“救国团”总部演讲，我想到过去与“救国团”结下的诸多因缘，便欣然应邀，借此聊表回馈之意。

张培耕在“救国团”服务长达十二年，他从宜兰“救国团”到担任高雄市团部的负责人，完全靠着实力而受到蒋经国赏识，是蒋经国的亲信干部之一。

只是平时喜欢登山体验人生的张培耕，在一九七六年，也就是他五十岁那一年，于一次攀登玉山途中，忽然胃出血，靠着两位原住民轮流背他下山，经过两天两夜才抵达平地就医，所幸得以挽回一命。从此让他更加看淡世情，便毅然辞卸甲等公职，要求我在佛光山分配一个工作给他。

当时佛光山刚开山不久，法务有限，何况他在社会上已有很好的工作，他所服务的“救国团”与党、政、军，同为“四大班子”；我想一个小庙，实在养不起大菩萨，不过看他对三宝十分虔诚、恭敬，就说：你来当我的秘书好了！他欣然接受。

其实我的秘书也没有什么工作，因为我对外并没有什么交往，只是办了一份《普门》杂志，就请他当主编。他一编数年，我们合作无间，我觉得他勤于工作，勇于任事，对佛教也十分护持、热心，我也多方得其帮助。

后来他又帮我接办普门中学。普门中学的前身是蒋经国先生在江西创办的“正气中学”，一九四九年迁移到冈山。到了一九七七年时，大概是经营困难，便交给我接办，我把它改名普门中学。

记得开学当天，正是“赛洛玛”台风侵袭台湾！在此之前，承蒙教育厅配合，在一个月之内就把学校转移手续办好，让我得以赶上招生，所以普中是“接受于风雨之中，承办于仓卒之间”。

普门中学原本应该请张培耕担任校长，但因为他只做过训导主任，没有校长的资历，不得已只好请留学日本的慈惠法师任校长，他任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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