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寺院常住也想从事生产来帮助大家的生活，于是就叫我们学僧上山采摘无花果。那是一种可以入药的植物，一天采下来，论斤计两，其实也卖不到几个铜板来补贴。几乎三餐吃的都是糁籽粥，大家常常彼此自我解嘲说，每天喝糁籽粥，喝得嘴皮上都可以挂猪肉，因为把嘴都喝尖了。所谓“糁籽粥”，就像浆糊一样，有办法的人家，在糁籽粥里还放有几粒米，喝起来比较有咬嚼的感觉；至于贫穷的人家，每天吃的糁籽粥，真是比现在猪狗所吃的都还不如。

在那样的苦难岁月里，就不觉得生命有多么的宝贵。生有何乐？死又何悲？回想起来，在一个青少年苍白的生命里，有这种感受，也适合做修道的人了。

及至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我转学到镇江焦山定慧寺就读焦山佛学院，在那里，生活稍有改善，每日三餐也才有正常的生活。不过，在我前后十年丛林生活的记忆里，几乎很少吃到一块豆腐，也很少吃到一碗蔬菜。豆腐是留起来给客人吃的，我们学生大部分吃的是豆腐渣、萝卜干。那些豆腐渣，都是经过太阳晒干后储存起来的，里面夹杂了麻雀的粪便；而萝卜干里则有爬动的蛆虫。中午喝的菜汤，菜叶子没有几根，可是浮在菜汤上的微生物、小虫倒是不少，我经常是闭起眼睛，屏住呼吸，呼噜呼噜地一口吞下。我们就是用这许多东西填饱肚皮。

二十一岁，我回到了祖庭宜兴大觉寺，担任宜兴白塔小学校长，有了一些薪水待遇。但是因为没有用钱的习惯，忽然有了钱，也不知道怎么用法。

回想起在栖霞山读书时，因为没有邮票，一封信从今年放到明年，都寄不出去。在这样的年代里，师父志开上人曾经跟我说：“给你两个钱，也不是太困难，但是就是不给你。你现在不懂，将来你会懂的。”说来惭愧，师父的话，说得我心里不服气，我想：“您的意思就是不给钱，不给就好了，何必讲这么漂亮的话？”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感谢恩师的苦心，他养成我淡泊的性格，养成我不买、不用的习惯。我觉得一个人可以不用钱、不要买，那就是富有了。

在白塔小学服务一年多的期间，所赚的薪水都交给了师兄。而国共对立的情况渐渐激烈，每天双方都派人到处搜捕可疑的分子。有一天，我无缘无故地被强行带走，关了十日之后，终于被架往刑场。一路上，天色灰蒙蒙的，想起抗战时，出门经商，就再也没能回家的父亲，还有师父、外婆、母亲……他们一定还不知情，觉得人命真是如朝露一般，许多理想都还没有实现，一下子就没有了，真是可惜啊！

想着、想着，忽然有个人走过来，接着就带我走出了刑场。回到寺里，据师兄告诉我，他就是用我做校长时交给他的薪水替我赎身，才拣回一条性命的。

宜兴的形势日趋严峻，不得已，我又回到南京，和智勇法师计划参加“僧侣救护队”到台湾来。感谢师父，给了我二十块袁大头，那时候的袁大头价值很高，二十块的袁大头，就等于现在二十万台币一样了。我得了这二十块袁大头，就这样，漂洋过海到了台湾。

记得大约是初到台湾那年的五六月，从台北十普寺想要到善导寺讨单，经过上海路，正遇上倾盆大雨。路面的淹水，让我辨别不出路在哪里，我不慎滑落到琉公圳里。还好我自小水性不错，随着滔滔的流水载沉载浮，但是跟着我掉到水里的随身小布包，却漂走了，里面有我的二十块袁大头啊！

我一时情急大叫：“我的钱！”身无长物的我，那二十块银洋，可是我未来的保命钱啊！我努力追回那二十块袁大头，并且奋力地游到圳边，爬上了岸。一般人说“落水要命，上岸要钱”，而我却是落水要钱，因为我知道在水里我不会没有命，但那二十块袁大头对我而，却是非常重要的。

所幸，洪水没有淹没我，上天无绝人之路，虽然我经过了一些困难，总算跟贫穷、艰辛搏斗过来。慢慢地，我在台湾能有身份证、报了户口，渐渐有了一席安身之地。虽然在这么样贫穷无有的情况，但生性不爱金钱，不想赚钱，见钱也没有贪心的性格。这也感谢东初法师的开示，他常常在我们这些青年僧跟他亲近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有钱是福报，用钱是智慧。”又说：“钱用了是自己的，钱不用都是别人的。”我非常相信他的话，一生都奉行这个理论，并且受益无穷。想来，东初法师说得不错，而我确实有做到。

说到钱财，有私有的财富，也有公有的财富。我纵然没有私有的财富，不过，公有的财富，我也享受不尽。寒冷了，我可以晒晒太阳；太炎热，我可以到树下吹一下凉风。我在公园里面漫步，公园不是像我们的吗？我可以在公共的道路上散步，公路不是像我们的吗？所以我就想到，在世间上应该没有穷人。

所谓财富，有个人的财富，有别人的财富。别人可以怎么拥有，而我可以享有。别人的财富，他建了大楼，大楼不是我的，我可以在大楼的“亭仔脚”（国语：骑楼）躲个风雨；别人有钱，买了电视机，他坐着看，我站在旁边也可以欣赏一下。所以，不必拥有，享有也是富贵。

所谓钱财，有“有形”的财富，也有“无形”的财富。有形的财富，如金银、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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