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七点半，王建国在收发室门口等着。

老张头提着钥匙晃晃悠悠过来，看见他愣了一下：“王工？这么早？”

“有份急件。”

“哦——昨天下午确实来了个挂号信，市勘察设计院发的。”老张头翻了半天，从柜子里抽出一个牛皮纸袋，“喏，签个字。”

王建国接过来，纸袋封口上盖着勘察院的公章，沉甸甸的。

他没拆。

直接揣进公文包，转身往技术科走。

八点钟，杨厂长办公室。

王建国把牛皮纸袋放在桌上，杨厂长正端着茶缸，看见他进来，眉头一皱：“这么早？”

“地勘报告的回函到了。”

杨厂长放下茶缸，盯着那个纸袋看了三秒钟，伸手拆开。

里面是一沓复印件，最上面压着市勘察设计院的正式函件，红头文件，盖着院长的私章。

“关于贵厂咨询红星轧钢厂扩建工程地勘报告数据核实事宜，经我院档案室调取原始勘察记录，现将核实结果回复如下——”

杨厂长往下看。

看到第三行，他停住了。

王建国在旁边没说话。

杨厂长抬起头，脸色沉得像要滴水：“建国，你看过了？”

“看过了。”

“原始数据和施工现场用的报告——”

“完全不一样。”王建国接过话，“淤泥层厚度，原始记录是零点八米到一点二米，施工报告写的是零。地下水位，原始记录是负三点五米，施工报告写的是负五米。承载力特征值，原始记录是一百二十千帕，施工报告写的是一百八十千帕。”

杨厂长把函件重重拍在桌上。

“这他妈不是技术误差，这是有人故意改的！”

“对。”王建国从公文包里抽出另一份材料，“我昨晚把施工报告和回函对照着又算了一遍。按原始数据设计，地基处理方案至少要增加三十万预算，工期至少要多出二十天。”

“有人想让工程出事。”

“不止。”

王建国指着函件最后一页。

“您看这里，勘察院特别注明了一句——‘该项目地勘工作由我院工程师吴建平负责，报告编制及签字时间为1962年4月’。”

“吴建平？”杨厂长皱眉，“这人我没印象。”

“我查过了。”王建国翻开笔记本，“吴建平，1960年从哈工大毕业分配到市勘察院，1962年负责咱们厂的地勘项目，1963年调离北京，现在在机械工业局下属的华北设计院。”

杨厂长的手指在桌上敲了两下。

“机械工业局？”

“对。孙副局长的嫡系单位。”

办公室里安静了五秒钟。

杨厂长站起来，走到窗户前，背着手往外看。

窗外是厂区，远处工地上的塔吊正在缓慢转动。

“建国。”

“在。”

“你是不是觉得，这件事从三年前就开始布局了？”

王建国没马上回答。

1962年，吴建平负责地勘，报告数据被人篡改。

1963年，吴建平调离北京，去了机械工业局的设计院。

1965年，两千万试点工程立项，周德发开始安排陈宝根窃密、张运来破坏。

1965年，王建国发现地基问题，追查到地勘报告造假。

三年。

从地勘报告动手脚，到

王建国抬起头。

“周德发只是台前的棋子。真正下棋的人，在更高的位置上。”

“周德发只是台前的棋子。真正下棋的人，在更高的位置上。”

杨厂长转过身，看着他。

“你是说孙副局长？”

“不只是孙副局长。”

王建国把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上面画着一张简易的关系网。

“孙副局长能保周德发，能安排冯国强当内线，但他保不住自己——部里一查，他就被停职了。”

“那还有谁？”

“我不知道。”

王建国合上笔记本。

“但三年前能改地勘报告的人，要么是勘察院内部的人，要么是能压住勘察院的人。”

杨厂长沉默了。

过了半晌，他回到桌前坐下，端起茶缸喝了一口，然后放下。

“建国，这事你打算怎么办？”

“报上去。”

王建国的语气很平静。

“赵处长上次说了，周德发的案子部里盯着，有新证据随时报。现在地勘造假的证据齐了，吴建平的线索也有了——不报，等着过年？”

“你不怕？”

“怕什么？”

“怕查下去，查出更大的人物。”

杨厂长盯着他。

“孙副局长已经是副局级了，再往上——”

“再往上也得查。”

王建国打断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