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可得多吃点，好让你多赔点。”俞章平难得地开了个玩笑。

“您放心，管够！”潘丽豪气地一挥手，“我阿美开饭馆的，别的不敢说，管饱管够那是本分！”

俞章平在厨房门口站了一会儿，忽然问：“阿美姐，你当年是怎么从苏北到上海的？”

潘丽手上的动作顿了一顿，随即又麻利地切起菜来：“嗐，说来话长。我十七岁那年，我爹把我塞上火车，说，阿美啊，去上海闯闯，家里养不起你了。我那时候身上就揣着五十块钱，背着一个蛇皮袋，袋子里装着一床被子、两件换洗衣裳，还有我娘塞给我的一包自家腌的咸菜。”

“五十块钱？”俞章平问，“够花吗？”

“够什么够！”潘丽笑了一声，眼睛里却有一丝过往的沉淀，“到上海头一个月，我住在一间八块钱一晚的地下室里，连个窗户都没有，潮得能拧出水。白天去饭馆帮工，一天两块五，管一顿饭。晚上回地下室，啃着馒头，就着我娘腌的咸菜，那是唯一觉得踏实的时候。”

“那后来呢？”俞章平靠在门框上，听得很认真。

“后来啊，我学东西快。”潘丽说到这儿，语气里带上了点得意，“洗碗、择菜、切墩，一样一样学。那时候饭馆的大师傅姓周，是扬州人，做的一手好淮扬菜。我看他颠勺，看得眼睛都直了。偷偷练，练到手腕子都肿了，拿筷子都哆嗦。后来周师傅看我肯学，就收我当了徒弟，手把手教我做菜。”

“周师傅现在还在做菜吗？”俞章平问。

“前两年退休了，回扬州老家带孙子去了。”潘丽的声音柔和下来，“我逢年过节还给他打电话。他说，阿美啊，你是我带过的徒弟里最有出息的一个。就冲这句话，我这二十年的勺子没白颠。”

俞章平点了点头，没再问。有些人的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有些人的底气，是一勺一勺炒出来的。潘丽今天能拍着胸脯说要把两家店做起来，不是因为运气，是因为她真的在这行里泡了二十年。

“对了，阿美姐，你这‘沪上人家’四个字，是谁给起的？”俞章平又问。

“我自己起的！”潘丽眉开眼笑，“我想着，我在上海做本帮菜，做得又地道，就叫‘沪上人家’呗。我还专门请人写了三个大字，打算明天挂到两家店的门口去。您要是觉得不好，现在改还来得及。”

“不用改。”俞章平想了想，“这名字起得好。沪上人家，听着就有烟火气，有家的味道。做餐饮，就是要让客人觉得跟回家吃饭一样。”

“那是！”潘丽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我就想让客人觉得，进了我这店，就跟回自己家一样，菜是热的，心也是热的。”

“叮咚——”门铃响了。

“来了来了，准是陆总他们到了。”潘丽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就要往外迎。

“我去开门吧。”俞章平说着已经走向玄关。

打开门，门外站着的正是陆小可。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呢大衣，手里拎着一瓶红酒，身后还跟着两个人。一个是他旁边的年轻女人，二十七八岁的模样，戴着一副细边眼镜，手里夹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眉目清秀，看着就有一股子账房先生式的严谨劲儿——这是领航资本财务总监杨丹。另一个是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西装笔挺，拎着一个棕色皮包，走路的步子四平八稳，一看就是个常年跟合同打交道的——这是法务总监沈盎。

“俞总！”陆小可一见俞章平，先把手里的红酒举起来晃了晃，“路上堵车，来晚一步。这瓶是我从家里翻出来的，九六年的法国红酒，权当给阿美姐的新店贺开业。”

“九六年的？你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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