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回到那间堆满杂物的储物间，躺在那张只有一寸厚的海绵垫子上，盯着天花板，久久无法入睡。

他无数次想过不干了，但一想到口袋里那点快要见底的钱，又咬咬牙忍了下来。

一个月后，他领到了第一份薪水——六千两百新台币，装在信封里，沉甸甸的。

他站在后巷里，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然后把信封折好，塞进裤袋深处。

他靠着墙，点了一根烟，狠狠吸了一口，烟雾在昏暗的后巷灯光中缓缓升腾。

他想起自己在香港的时候，一个月经手的流水就有十几万，请兄弟们吃一顿宵夜就要花掉上千块。

而现在，他为了区区折合不到两千块的月薪，把自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

他把那根烟抽完，用鞋底碾灭烟头，转身走回了后厨，继续洗碗。

日子一天天过去，傻豹渐渐习惯了茶餐厅的节奏，也学会了用夹杂着粤语的蹩脚国语跟客人交流。

老板姓李，他早年也在香港混过，看得出傻豹身上有江湖气，但从来不问他的过去。

有一次，李老板在后厨抽烟时，递给傻豹一根烟，随口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在港岛得罪了人？”

傻豹接过烟点上，吸了一口，没有回答。

周老板也没有追问，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在台湾省，好好过日子啦，以前的事，过去就算了。”

傻豹低着头，看着指尖燃烧的烟头，轻声说了一句：“没有这么容易。”

周老板没有再说话，掐灭烟头，走出后厨招呼客人去了。

傻豹一个人站在后厨里，听着前面大堂传来的碗筷碰撞声和食客的谈笑声，觉得自己像是被困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里。

他不知道自己还要在这里待多久，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到香港。

但他知道，他不能一辈子躲在这里洗碗。

总有一天，他要回去。

另一边，油麻地一间唐楼板间房，早上七点未到，煤汽灯还蒙着层黄雾。

霞妈蹲在门口煤炉边煲粥，一锅白米掺了三分之二碎米，水多米少，煮出来像浆糊。

她围裙兜里塞着半截隔夜的油条，是昨夜收档时档主送的，咬一口能硌到牙。

霞爸还在里面尼龙床上打呼，退伍老兵的脾气，喝了酒就骂街，八个儿女排下来，温碧霞是尾枝，十五岁，正读中三，校服袖口磨出了棉絮。

家里十几平方，没厕所，洗澡去街口公共浴室，一个月房租占去他做散工小半工资。

昨夜他领到工钱四十五，今早口袋里剩不到两块钱。

霞妈摸过那件军绿外套的内袋，知道今天买两根葱都要算着花。

她直起腰，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从灶台边捡起那张《东方日报》。

报纸是楼下福伯报摊卖剩的隔日纸，她用三毫子连两份旧报一起捧回来的，一份垫鱼盆，一份留着看招租栏。

报纸边角卷了水渍，油墨在冷风里泛着潮味。

翻到内页分类广告那版，她眼睛本来是懒的，扫到中间一小框，忽然停住。

框子不大，夹在急聘车衣女工旺角写字楼清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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