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亲自去请他。”老周说，“你这份心意韩树林当然看重，但他等了半辈子，等的不只是一张聘书。”

吴建军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那棵老梧桐树的叶子已经黄了大半，一阵风吹过，几片叶子打着旋落在草坪上。他想起第一次在旧书摊上见到韩树林，老人问了他一个问题——“周明远为什么问你那个问题？因为他知道，盖楼容易，让人回来难。你能把楼盖漂亮，但你能让铃铛再响起来吗？”

第二天下午，吴建军去了旧书摊。韩树林还是老样子，戴着老花镜，坐在马扎上，面前摊着几本旧书。梧桐树的叶子落在书摊上，他就一片一片捡起来，压在书页里。摊子上那本《春城工业史》还翻在原来那页，女工们穿着工装站在纺织厂门口，辫子塞进帽子里，都在笑。韩树林就是在那张照片旁边告诉他，这些女工后来去支援过前线，有些人在车间里干了一辈子，退休之后还每天从厂门口经过，看见那扇锁着的大门就绕着走，不往里面看。

“她们不往里面看，不是因为忘了，是太记得了。”韩树林的手指在照片上轻轻划过，“厂没了，人还在。只是没人再把她们当厂里的人。”

吴建军在旁边的马扎上坐下来，把康师傅那封信和冻菠种子的纸包放在摊子上。韩树林看见信封上那个“康”字，把老花镜摘下来慢慢擦着镜片。

“辽北那边有个老工人，跟老段头同年，也是矿上退下来的风钻工。他听说春城的事，给老丁画了一张矿区手绘草图，右下角写了你的姓——韩。老丁说他不认识你，但听说春城有个老韩在旧书摊上坐了二十多年，把每块地的档案都背下来。他说辽北也有这样的人，只是没人记他们的名字。”吴建军说着，又从公文包里拿出老周昨晚给的那几页泛黄的方案纸——就是韩树林当年写的那份安置方案，被否掉的那份——放在摊子上。

韩树林看着那几页纸，手指在纸面上轻轻划过，但没有拿起来。他没有问这是从哪里找出来的，也没有问老周还留着什么东西。他只是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重新戴回去。

“我老了。”他说。

吴建军没有马上接话。他知道韩树林不是推辞——一个在旧书摊上坐了二十多年的人，不怕时间不够，怕的是自己这把老骨头跟不上。他把那几页方案翻到最后一页，指着那段被红笔圈起来的字——“安置不只是分房子，是让人能继续住在自己生活过的地方”——把这一页放在康师傅的手绘草图和冻菠种子之间。“韩老师，这三个地方——春城、文县、辽北——现在都需要一份东西。不是给上面看的，是给后来的人看——怎么从一个人、一片菜地、一个神龛前的一束塑料花开始，把一片早就被遗忘的地方重新修好。这件事只有你能做。”

韩树林低下头，把摊子上那本翻开的工业史合上。书页里夹着的梧桐叶被压平了，叶脉清晰得像一张地图。他重新拿起那几页泛黄的方案，一页一页地翻。从第一页的安置条款，到最后一页那句被红笔圈起来的话，翻到一页附录——那是他在方案被否掉之后，一个人去矿区走访，找退休老矿工一个一个聊，记下来的矿工名单。排在最后的一个名字是用铅笔写的，已经被擦模糊了，隐约能认出三个字。

吴建军指着那个名字问这是谁。韩树林把方案放下，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重新戴回去。他说这个人姓金，那天从矿区回来在旧书摊上翻开这本工业史，看见女工们的照片贴在旁边，就想起了这个姓金的老矿工。矿封了之后，闲下来他就把自己家的窗台改成了花坛。过了些年，矿上还有人偶尔经过他家门口，能看见那几盆天竺葵——红的、粉的、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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