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动用“一号工程”的任何资源，就开着那辆破桑塔纳，像一个真正的、忧心忡忡的果农，走访了省、市、县、乡，四级的农技推广中心。

这个本应是农业科技“血脉”的系统，在他眼前，展露出了最真实，也最残酷的、严重硬化、堵塞的病态。

在省农技推广总站，他看到的是一派繁忙的景象。走廊里，来来往往都是穿着白大褂、行色匆匆的科研人员。墙上，挂满了各种“科技攻关项目”、“国家级课题”的喜报。但当他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走进一间办公室，咨询葡萄种植新技术时，一个年轻的博士，推了推眼镜，从一堆论文里抬起头，递给他一本厚厚的、充满了专业术语的《葡萄栽培技术规程》。

“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都在这里面了。你自己拿回去看吧。”博士说完，又埋头进了故纸堆里，显然，一篇即将发表的sci论文，比一个农民的实际问题，重要得多。

在市级农技推广中心，情况则变成了另一种样子。这里，没有了省里的学术气息，多了一份机关的悠闲。付平走进大门，看到的是几个工作人员，正凑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讨论着中午去哪家饭店聚餐。他对付他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眼看就要退休的老科员。老科员倒是很热情，给他倒了一杯热茶，然后，开始滔滔不绝地，向他介绍今年市里又争取到了多少农机补贴，又完成了多少测土配方施肥的“任务指标”。

当付平小心翼翼地把话题引向“生物防治技术”时，老科员愣了一下，随即摆了摆手：“哎呀，那个东西，是专家们在实验室里搞着玩的，太金贵，不接地气。我们这儿，还是讲究实际，波尔多液，便宜又好用，没错的。”

到了县级农技站，那股衰败的气息，更是扑面而来。一栋八十年代建的三层小楼，墙皮剥落，窗户上积满了灰尘。付平走进去，一股霉味混杂着农药味，直冲鼻腔。站里，只有两个头发花白的工作人员，正戴着老花镜，在斗地主。

看到付平进来，其中一个，抬了抬眼皮，问了一句：“买化肥还是买农药？”

当听说付平是来咨询技术问题时，另一个人，不耐烦地指了指墙角一个落满了灰尘的书架。

“技术资料都在那儿，自己找。我们这儿，人手不够，经费紧张，好多年没搞过正经培训了。”

而最让付平感到绝望的，是最后一站——乡镇农技服务站。

那已经不能称之为一个“站”了。它只是乡政府大院里，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平房。唯一的“农技员”，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他同时，还兼着乡里的计生、综治、防火，好几个工作。

付平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忙着在墙上，刷一条“禁止焚烧秸秆”的标语。

面对付平的提问，这位身兼数职的“农技员”，显得非常不耐烦。

“哎呀，都差不多，年年不都这么种的嘛！你管那么多干啥，按时打药就行了。新技术？那都是专家们在电视上吹牛的，不实用。听我的，没错！”

四级走访，如同一场漫长的、令人心寒的旅行。

付平坐在那辆破桑塔纳里，看着窗外倒退的田野，第一次，感觉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他终于明白了。

省市级的科研单位，像一个聪明但自闭的大脑，忙于生产一篇篇精美的论文，申请一个个高大上的课题，评上一个个金光闪闪的奖项。他们的研究成果，大多数，都锁在了抽屉里，变成了职称和荣誉，却很少变成农民兜里的真金白银。

而县乡级的推广机构，则像一个年久失修、严重老化的神经末梢。人员老化，知识断档，经费不足，让他们彻底失去了推广新技术的动力和能力。他们的主要工作，已经退化成了分发上面指定的农药化肥，或者应付各种没完没了的检查和填表。

从大脑，到手脚，中间的血管，彻底栓塞了。

一个星期后，一场由“丰收计划”筹建办公室牵头，规格极高的“全省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应用座谈会”，在省农科院的国际会议厅里，隆重召开。

省农科院、江汉农业大学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以及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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