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对牛弹琴”四个字说得又重又响，引得旁边几个企业家发出了压抑的、附和的笑声。

“人家是什么人？北京来的大领导！坐办公室的！是下来干嘛的？是来给咱们‘挑毛病’的！你跟他讲市场的难处，讲企业的苦衷，讲国际期货市场的风云变幻，他能听得懂吗？他听不懂！就算听懂了，他也不在乎！人家的任务，就是找出毛病，回去好写报告，领功劳！”

这番话，粗俗，却直白，像一把锥子，精准地刺破了在场许多人内心那层伪装的薄膜。

铺垫完毕，赵大丰这才将他那充满侵略性的目光，正式锁定在付平身上。那眼神，不像是在看一个来自中央部委、手握调研权力的处级干部，倒像是在打量一个误入自己领地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年轻。

“付处长，是吧？”他把烟灰随意地弹在光洁的地毯上，那轻蔑的动作比语更有力。“我赵大丰，是个粗人，没念过几天书，说话直来直去，您多担待。我听了您刚才那番高论，又看了您放的那些个ppt，我心里就一个感觉——你啊，是在象牙塔里待久了，不接地气的很哦。”

李根才的呼吸瞬间变得粗重，他放在桌上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如果眼神能杀人，赵大丰恐怕已经被凌迟了。

付平的反应却依旧平静得可怕。他甚至还微微点了点头，仿佛在鼓励对方继续说下去，那种感觉，不像是在接受挑衅，反倒像是一个饶有兴致的社会学家，在观察一个绝佳的研究样本。

赵大丰显然将这种平静误读为了软弱。他胆气更壮，声音也随之拔高了八度，身体前倾，像一头准备冲出围栏的公牛。

“我问你，你懂市场吗？你知道什么叫市场吗？”他几乎是在质问，“市场，就是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是你今天把我吞了，就是我明天把你吃了！你以为是小孩子过家家，请客吃饭，你好我好大家好啊？我告诉你，我赵大丰，从十几岁在村里养两头猪崽子起家，干到今天，弄出这个全省最大的农牧集团，靠的是什么？不是靠政府的文件，更不是靠跟农民兄弟签什么狗屁‘共赢’合同！靠的是跟人玩命！跟天斗，跟地斗，跟那些不长眼的瘟疫斗，跟市场上那些想把我弄死的同行斗！”

他狠狠地又吸了一大口烟，烟雾被他激动的情绪搅动得翻江倒海。

“你下地种过几天田？你半夜三点起来给发高烧的母猪打过针吗？你见过上万头猪因为一场猪瘟一夜之间死光，血本无归，连哭都哭不出来的场景吗？没有！你什么都没见过！你就在那四季恒温的办公室里，喝着茶，吹着空调，在电脑上画几条线，在纸上写几份报告，就想指挥我们这些天天在刀口上舔血、真刀真枪在市场上拼杀的人？我告诉你，付处长，你这不是在指导工作，你这是瞎——指——挥！”

最后三个字，他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浓重的鄙夷和唾弃。

“还说什么企业和农户是伙伴关系？放屁！我们跟农民签合同，那是看得起他！那是给他一口饭吃！没有我们这些企业，他们种出来的菜，养出来的猪，就只能烂在地里、烂在圈里！最后穷得叮当响，一家老小没饭吃，还得腆着脸去找你们政府，哭着喊着要救济！付处长，你们政府该干什么？我来教教你！你们该干的，是给我们这些给你们纳税、给你们解决就业的企业搞好服务！给我们减税！给我们批地！是领导到我们厂里视察的时候，发现路不好走，主动帮我们把路给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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