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处长，”他突然改了称呼，语气也变得郑重了些，“你在组织部是搞宏观的，看问题站位高，笔杆子硬，思路活，这是你的优势，是组织上派你来的重要原因。”

他先扬了一下，话锋随即一转。

“不过呢，我们农业口不一样，有它自己的规律。这里讲究的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讲究的是‘实践出真知’，得脚踩在泥土里说话。理论再好，文件再漂亮，农民不认，也是白搭。你那个产业发展处，听着名头大，实际上是个针尖大的窟窿，能透出天大的风。可要是找不准风口，使再大的劲儿，也是白费力气。”

他放下茶杯，看着付平，眼神平静却极具穿透力：“所以啊，来了之后，不着急，慢慢来。先多听，多看，多下去走走。熟悉情况是第一位的，不能好高骛远，急于求成嘛。”

这句话，说得笑呵呵，软绵绵，每一个字都透着“关怀”与“爱护”，但组合在一起，却像一根浸了冷水的绳子，无声无息地勒紧了。

这是告诫，也是敲打。更深层的含义是：这里不是你大展拳脚的舞台，你这条“过江龙”，到了我们这片土地，就得先学会盘着。别想拿组织部那套“雷厉风行”来这里指手画脚，我们不吃那一套。

付平的心沉了一下，但他脸上依旧保持着谦逊的微笑。他知道，此刻任何辩解和表态都是多余的，只会加深对方的戒备。

“谢谢钱厅长提点，您的话我记在心里了。”他诚恳地说道，“我就是来当小学生的，两眼一抹黑。以后还得请您和厅里的老同志、老专家们多批评，多帮助。您放心，我一定把脚踩在泥里，把根扎下去，先把情况摸透了再说。”

他刻意强调“小学生”、“老专家”，将自己的姿态放到了最低。在权力场上，有时候退让，是为了更好地进攻。

从钱厅长的办公室出来，付平的后背感到一丝微凉的寒意。钱卫国这只“老狐狸”，用一杯温茶和一番家常话，就给他上了一堂生动的“下马威”课。他的态度，代表了整个农业厅对自己的定位：一个需要被“教导”和“观察”的、背景深厚的门外汉。

产业发展处在三楼最东头的拐角，位置偏僻，仿佛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办公室的门虚掩着，上面挂着的“产业发展处”的牌子，有一颗螺丝已经松动，歪斜着，透着一股萧索之气。付平推门进去，一股更浓的文件霉味和劣质烟草混合的气息扑面而来。

办公室不大，甚至有些拥挤。靠墙的文件柜锈迹斑斑，柜门上贴着发黄的封条；桌上、地上，到处都堆着一摞摞的文件和农业期刊，几盆绿萝因为缺水而无精打采地耷拉着叶子。整个空间，都弥漫着一种事多人少、经费紧张的窘迫感。

办公室里坐着四个人，听到动静，四双眼睛，八道目光，像探照灯一样，齐刷刷地聚焦在他身上，审视，探究，还夹杂着一丝难以说的玩味。

付平的目光，最终落在了靠窗那个位置的男人身上。那人五十出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夹克，国字脸，皮肤黝黑粗糙，像是常年在烈日下暴晒的结果。他就是副处长孙兴国，在农业系统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是全省都挂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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