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金不昧

拾金不昧

时光在邮路上流淌得无声无息，像仁川镇外那条溪水，看着不动，其实一刻不停地向前奔。

转眼到了。那一抹红色，在简陋的屋子里显得格外醒目。奖品是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枣红色的塑料外壳，擦得锃亮，比邵福寿在县局见过的任何东西都精致。当陈伯转动旋钮时，里面传出一个清脆的女声在播报新闻，旋钮转动时发出清脆的“咔嗒”声，能收十几个台，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浙江台，甚至还能收到一些奇怪的、带着电流声的外省信号。

那天晚上，邵福寿把收音机抱回家时，家里正吃晚饭。昏暗的十五瓦灯泡下，十岁的小妹邵兰英正趴在一张比她膝盖高不了多少的小凳子上，一笔一划地写作业。她扎着两个羊角辫，辫梢已经有些散了。一看见那个红彤彤的、会响的方盒子，兰英的眼睛瞬间就亮了，像两颗被点燃的火柴头。她“啊”地尖叫一声，扔下铅笔就扑了过来，脏兮兮的小手在衣服上胡乱擦了擦，一把抱住收音机，把它贴在耳朵边。

“哥！哥！是给我的吗？里面有人说话！真有人说话！”她兴奋得满院子乱跑，尖叫声把院子里那只正在打盹的老母鸡惊得扑棱棱飞上了墙头，咯咯乱叫。母亲在灶间探头出来，腰上系着围裙，手里还拿着锅铲，脸上笑成了一朵花，嘴里却骂：“疯丫头！摔了看你哥不揍你！那是你哥的奖品，稀罕物件！”父亲邵万全原本坐在饭桌旁，正借着灯光看那本已经被翻得卷了边、书脊都裂开的《说岳全传》，听见动静，他抬起头来。那是一张被岁月和农活雕刻得沟壑纵横的脸，眼窝深陷，目光却沉静。他放下书本，伸出那双粗大、指节突出、布满裂口和厚茧的手，接过奖状，就着昏黄的灯光，看了很久很久。他的手指粗糙得像砂纸，但摩挲着奖状光滑的硬卡纸表面时，动作却轻得几乎不像一个常年握锄头、使扁担的人，仿佛怕力气大了会磨掉那上面的金色字体。然后，他默默站起身，搬了把有些摇晃的方凳，踩上去，把奖状端端正正地贴在堂屋正中的墙上。那里原来贴着一张发了黄的、还是邵福寿小学时得的“三好学生”奖状。他退后两步，歪着头端详——往左一点，又往右一点——最后，像是终于确定了一个完美的位置，满意地、几乎听不见地“嗯”了一声。他又看了片刻，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只发出了一声极轻的叹息，然后轻轻摇了摇头，回身坐下，又拿起了那本《说岳全传》。他翻书页的动作比平时更慢了些，目光却似乎没有聚焦在字上。

邵福寿懂得父亲的意思。种了一辈子地的庄稼人，像是把语都种进了地里，不习惯用嘴巴表达感情。那张红底金字的奖状贴在堂屋最正中的位置，就是父亲能给他的最高褒奖了。那比任何“有出息”“好样的”口头夸奖都重，都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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