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福寿把报纸交给村长，村长是个矮壮的中年汉子，手上厚茧是常年握篾刀留下的，拇指和食指的茧子厚得发硬，像戴了两枚肉色的指套。

村长接过报纸看了看他脚上那双沾满泥浆和血渍的新鞋，皱了皱眉：“走了一天了吧？进来喝碗水。”

邵福寿说后面还有白岩脚呢，不敢耽搁了。村长说白岩脚还有十里路，翻过前面那道梁就到了，你喝了水再走不差这一碗的工夫。他到底被拉进了屋里，灶间光线昏暗但整洁，灶台上擦得干干净净，几只陶罐码在墙角。邵福寿坐在灶间的小板凳上接过村长媳妇递来的一碗山泉水，水是井水凉得沁人心脾，他咕咚咕咚灌下去，五脏六腑像被洗了一遍，那股清凉从喉咙一直淌到胃里。

村长媳妇又端来一只粗瓷碗，碗里卧着一个水煮蛋，白生生的冒着热气，壳上还带着一点青黑色的斑点，是自家养的鸡下的。“吃了吧，”她说，“你这样的人我见过，老周以前也是，走到我这里就饿了从来不说。老周每回路过这里都要歇一刻钟，吃个蛋喝碗水，攒了力气再走。”

邵福寿推让不过，剥开蛋壳两口就把蛋吃了下去，温热的蛋白弹而嫩，蛋黄沙沙地含着温润的油脂香，像一股暖流注入四肢百骸，他觉得力气又回来了几分。他谢过村长和村长媳妇，把空碗放在灶台上，又上路了。

白岩脚村到了。

这是最后一道山梁了，从毛竹坪到白岩脚那道梁比之前所有山梁都高都陡，路是沿着一条干涸的溪沟往上走的，溪沟里铺满了大大小小的卵石，踩上去硌脚又滑，每一步都要格外小心，脚尖先探出去试探石头的稳固程度再把重心移过去。他走得很慢，不是不想快而是脚底的伤不允许快了。血水渗出了布条在鞋垫上洇开一小片湿痕，每踩一步那湿痕就扩大一点，在鞋底留下一枚暗红色的脚印。他把竹杖拄得死死的，几乎把半边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上面，竹杖的底端在卵石上发出“笃笃笃”的脆响，像一支走调的歌。太阳从头顶移到了西边，光线倾斜着照过来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碎石沟上，像一个瘦长的、走不稳的纸人，在高低不平的路面上忽长忽短地变形。

翻过山梁就能看见白岩脚了。那片陡坡底部，村子依着一面巨大的白色岩壁而建，那岩壁是石灰岩的，高数十丈，壁面寸草不生，白晃晃的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晴天时反射着阳光把整个村子都照得亮堂堂的，连屋顶的瓦片上都泛着一层白亮的光。村子很小，只有五户人家，像五个鸟巢贴在岩壁根部的凹槽里，灰黑的屋顶在白色岩壁的映衬下格外显眼。他的步子急了些，在最后一段碎石坡上踏滑了一块石头，整个人猛地往下一歪，左膝磕在了一块尖石上，疼得他“嘶”地倒抽一口凉气，眼前一阵发黑。他趴在地上喘了几口气，右手里还攥着竹杖，左手撑着地面把自己支起来，膝盖上的裤子破了一个洞露出底下青紫泛红的皮肉，皮肤上擦出了好几道血痕。他蹲在那儿缓了一会儿，等那阵剧痛过去，咬着牙站起来，一步一步挪进村子。

白岩脚的五户人家，炊烟升起来了。淡蓝色的烟柱在暮色里斜斜地飘着，被从岩壁上反射下来的余晖染成了浅金色。最后一份报纸——《浙江日报》——送给了村尾的陈大娘。

陈大娘正在灶间烧火，听见门口动静抬起头来，看见绿衣投递员进门，忙站起来迎：“最后一个了吧？快坐下歇歇，老周说白岩脚是最后一个点，送完这里就该往回走了。”

邵福寿把报纸递过去，又从防水油布袋里摸出那封挂号信：“还有这封信，给陈彩娣的。挂号信，要本人签收。”

陈大娘接过去一看，“彩娣是我闺女，在县城上班呢，在县供销社当售货员，上个月刚转正。”她拆开信看了，眼里忽然泛起了泪花，手捂住了嘴，“她说下个月要结婚了，对象是县城机械厂的工人，让她去县城住几天，商量婚事儿。她说她说她挺好的，让我别操心。”

陈大娘拉着邵福寿的手说：“孩子你辛苦了，这一整天走了一百八十里地吧？我闺女嫁了以后信就少了，但你们投递员还是得来，哪怕一个月来一次，让我知道外头还有人在想着我。你们来了，这山沟里就还有人惦记着我们。”

邵福寿在白岩脚的村口站了一会儿。

夕阳西沉，金色的光铺在那面巨大的白色岩壁上，把整面岩壁照得像一块烧红的铜板，亮得晃眼，岩壁上那些细微的裂纹和凹槽都被光线勾勒得纤毫毕现。五户人家的屋顶上炊烟袅袅升起，淡蓝的烟柱在暮色里像五条轻纱，被风吹散了又聚拢。他忽然觉得这一百八十里路走下来，他送出去的不只是报纸和信，他把春天的消息送进了每一个山坳每一户人家——老刘头知道了外甥在杭州吃上了红烧肉，李奶奶的儿子知道家里一切都好，林阿田等了半个世纪的哥哥来信了，陈大娘的闺女要结婚了。而这些人的牵挂和欢喜，又一点一点地填进了他的邮包里，成了他背上新的重量，比报纸和信更沉，更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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