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的班？”老板娘接过东西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目光从头顶看到脚底板，最后定在他那双新鞋上停了足足两秒。“小伙子看着精神，就是太瘦了。走这条邮路，一百八十里山路，没点肉扛不住的。老周当年多壮实一个人，干了二十三年膝盖都废了。你得多吃，顿顿吃肉。我看你这身板，风大点都能把你吹到山沟里去。”她说这话时带着笑，眼角的鱼尾纹挤在一起，但语气是真切的关心。

邵福寿笑了笑没接话。他的确瘦，一米七的个子才一百零几斤，邮包往背上一压整个人就显得更单薄了，肩膀被背带勒得往下坠，锁骨从领口处凸出来撑出两个棱角。但他笑了笑，说“习惯了，饭量大”，就拄着竹杖继续赶路了。走出十几步身后传来老板娘的声音：“路上小心啊！山梁上那段路昨儿个塌了一小块，你绕着走！”

从岭下到半坑要翻一道山梁。

山梁是这一带最高的地方，海拔估计七八百米，站在梁顶能看见东西两面深谷。山梁上没有正经的路，只有放羊人踩出的一条羊肠小道，窄处只容一人侧身通过，两边都是密密的灌木丛，以山茶和映山红为主，枝条上挂着露珠，走过去裤腿就湿了半截，布面紧贴着皮肤冰凉冰凉。灌木丛后面是成片的马尾松，松针落了一地，铺成一层厚软的褐色地毯，脚踩上去悄无声息，像走在厚厚的绒布上。林子里很静，静得能听见松针落地的声音——那是极细微的“啪嗒”一声，像有人用指甲弹了一下纸面。他走了半程忽然停下来，竖起耳朵听了听，林子深处传来“笃笃笃”的节奏，是啄木鸟在敲树，声音空灵而清越，穿过松林像穿过一间巨大的空屋子。

邵福寿走到半山腰时停下来歇了歇。竹杖插在泥土里，他弯腰揉了揉小腿肚子——酸，像灌了铅一样的酸，肌肉硬邦邦地鼓着，按下去就弹不回来的那种僵硬。他往山梁顶上看了看，还有大约两里路，坡度越来越陡路越来越窄，窄到两边灌木的枝条几乎在头顶合拢了，像走进一条绿色的隧道。他深吸一口气正要继续往上走，忽然听见头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他抬头，看见一只灰褐色的松鼠蹲在头顶一根松枝上，怀里抱着一颗松果，正歪着脑袋看他。松鼠的眼睛又黑又圆，像两颗浸了水的黑豆，尾巴蓬松地翘着像一把小伞，对他这个闯入者似乎既不害怕也不好奇，只是嚼了几口松果，腮帮子鼓鼓地动着，然后“嗖”地一下窜到更高处去了，松枝被它蹬得晃了几下，几滴露珠落下来，正好落在邵福寿的鼻尖上。

邵福寿目送松鼠消失在枝丫间，心里头忽然松动了一下。这林子是松鼠的家，是啄木鸟的家，是无数看不见的小动物的家。他只是个过路的，背着二十斤的邮包从它们家门口经过，把山外的消息送进来，再把山里的消息带出去。他接着往上爬，竹杖在前面探路，每一步都踩实了才迈下一步。越往上走风越大，呜呜地灌进领口，把汗湿的后背吹得冰凉，棉袄的内衬像一块湿布贴在脊梁上，风一过就透心凉。但视野也越来越开阔——他已经爬上了山脊线，往南看，仁川镇缩成了一个火柴盒大小的灰点，白墙黑瓦的民居像棋子一样散落在盆地底部，那七盏路灯在日光里灰蒙蒙地立着，像一排被遗忘了的旗杆。往北看，双峰乡的地界铺展开来，一条银亮的小河蜿蜒穿过谷地，两岸是整齐的水田和零星的村庄，河面上有几只白鹭低低地飞着，翅膀扇动得极慢，像在空气中游泳。

邵福寿在山梁顶上站了一会儿，风灌满了他的棉袄，把棉袄吹得像一面鼓胀的帆，衣角猎猎地响。他从怀里摸出水壶拧开壶盖喝了一口，壶里的凉水带着一丝铁皮的涩味，灌下去之后整个食道都冰了一下，一直凉到胃里，激得他打了个哆嗦。他把壶盖拧紧，继续往前走。下坡路比上坡路更难走，膝盖要承受全身的重量和邮包的负重，每一步都像在往下砸，脚后跟落地时震得牙齿发麻。他把竹杖拄在身前当刹车，侧着身子一步一步地挪，脚趾在鞋里蜷起来抓紧鞋底，新鞋的鞋面被脚趾顶出几个凸起的弧度。他走得很慢很小心，每一步都像在试探这面山坡的脾气。

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