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刘头不接，把布袋又推回来，干枯的手掌按在布袋上面，指甲缝里嵌着山里的泥土，虎口上有一道陈年的裂口。老头子的语气忽然硬了起来，浑浊的眼睛里有一束光，像浸了油的灯芯，忽然亮了一下：“拿着！这钱不是给你的，是给邮路的。你有了车，我们的信就能到得更快，你多跑一趟，我们就多收一封信。邵同志，你知道半坑多少人盼着你的车吗？赵寡妇她闺女在杭州念书，每个月的信就指着你送；陈家老二的打工汇款，你晚一天到，他们家就晚一天买米下锅；石笋头王大爷的降压药，你一个礼拜送一回，他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等不到药，那是要命的。这钱不是施舍，是大家伙儿给邮路的心意，你必须收。”

老刘头说着说着自己也激动了，拐杖在地上顿了两下，梆梆地响。邵福寿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已经磨得看不出原色的解放鞋鞋尖，鞋帮上有一道口子，是他上次扛车过石壁的时候刮破的，露出里面黑乎乎的袜头。他忽然想起很多事——想起去年冬天去石笋头送信，路面结冰滑得站不住脚，他连人带车摔在沟里，膝盖磕在石头上肿了半个月，是王大爷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把他扶回家，烧了一盆热水给他敷脚。王大爷那条腿是抗美援朝的时候冻坏的，走起路来一拖一拖的，可就那么一拖一拖地走了二里山路来扶他，嘴里还念叨着“你这娃子真是不爱惜自己”。想起前年夏天在东柳村被毒蜂蜇了，整条胳膊肿得像馒头，是林老师骑自行车跑了二十里山路去镇上帮他买抗过敏药，回来的时候自行车链条都蹬断了，林老师的裤腿上全是泥，气喘吁吁地把药塞进他手里。想起每一次他在某个村子停下来喝水歇脚，总有村民端着板凳让他坐，扇着蒲扇帮他赶蚊子，往他水壶里灌满凉茶。十六年了，这些他以为是自己一个人扛过来的日子，其实身后一直站着二十一个村子的眼睛和手。

邵福寿抱着那个蓝印花布袋回了屋。布袋很沉，压在臂弯里，他感觉到里面那些纸币和硬币的形状，有的叠得方正，有的卷成小卷，还有几枚硬币在布袋底部滚来滚去。他坐在床边，把布袋里的钱倒在桌上，一张一张地捋平、叠好，十块的一摞，五块的一摞，一块的一摞，毛票用橡皮筋扎着，硬币摞成几个小柱子。他一边数一边记，总数出来的时候他愣了好一会儿：四千二百六十块七毛。每一张票子上都带着不同的气味，有的有厨房的油烟味儿，有的有田间泥土的腥味儿，有的有老人身上的樟木箱味儿，还有一张皱巴巴的五块钱上面沾着一点褐色的东西，他凑近了看，那是干涸的血迹。他认得这张钱，那是石笋头王大爷的。王大爷每个月靠政府的抚恤金过日子，三百块一个月，省吃俭用，连降压药都舍不得买进口的，这张五块钱上沾着的，是他前段时间自己刮胡须时不小心割破了手指留下的血。邵福寿把那张钱单独放在一边，看了很久，然后捂在掌心里，掌心的温度让那张纸币微微发软，纸币的棱角硌着掌纹，细细的，像一根刺扎进了肉里，不疼，但让人忘不掉。

第二天天没亮邵福寿就起了床，窗外还是墨黑一片，只有东边山尖上有一丝青白的光。

邵福寿把四千二百六十块七毛和自己的三千八百四十二块六毛叠在一起，用一块旧手帕包好，揣进怀里，贴着胸口陈伯那块怀表的位置。怀表还在走，细密的秒针跳动透过布层和衬衫传到他的皮肤上，一下一下的，沉稳而笃定。他坐最早那班城乡中巴去了县城，车窗外的山峦在晨雾里时隐时现，田野上有早起的农人在弯腰劳作，身影被雾气模糊成一团墨晕。他在二手车市场转了一整天，市场里车不少，桑塔纳夏利富康，还有几辆看起来还挺新的面包车，但价格都在一万五往上，他挨个问过去，手心里攥着手帕包，汗把布都洇湿了，手帕的边角被他捏得皱巴巴的。快收市的时候，在市场最角落的一个车棚底下，他看见一辆银灰色的长安面包车，车身有几处划痕，右前保险杠瘪了一小块，像是撞过什么东西，但整体骨架看着周正，四个轮子气也足。车贩子是个戴着大金链子的胖子，正蹲在车旁吃盒饭，见有人来，把饭盒往地上一搁，抹了抹嘴站起来：“老弟看车？这辆长安之星，零六年上的牌，跑了八万三千公里，发动机一点毛病没有，我刚做了保养，换了机油三滤，保险到年底。你要是诚心要，九千块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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