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买一辆吧。”这句话邵福寿在接下来的很多天里反复地想起来。他说不上来为什么——也许是因为陈伯说这句话时的语气太平淡了，没有安慰，没有煽情，没有那种“你辛苦了”的客套，就是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像在说“明天该吃早饭了”一样平常。但正是这种平常让他觉得踏实。是啊，再买一辆吧。车坏了就再买一辆，路断了就翻过去，雨来了就在崖下躲一躲，等雨停了继续走。日子不就是这样过的吗？一辆车跑废了，下一辆接着跑。这条路不会因为一辆车的报废而变短，那些等着的人也不会因为他少了一辆车就不再等了。

两千零八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早。十月底就下了头一场霜，后院那辆盖着油布的摩托车的车把上结了一层白花花的霜花。邵福寿每天早上路过的时候都会看一眼那些霜花，有时候会伸手去摸一下，凉意从指尖钻进去，一路钻到心里。但他没有再把油布掀开看过。他知道那辆车在那儿，它陪着它该陪的人走完了该走的路，现在它该歇着了。

两千零八年底，邵福寿开始重新存钱了。这次他买了一个新的铁皮盒子，还是那种印着红牡丹花的饼干盒，盖子盖上去还是“咔嗒”一声轻响。他每个月的工资发下来，还是雷打不动地存三十块。他知道靠存钱买一辆新车又要好几年，但他不急。他有的就是时间——那些山路他闭着眼都能走，那些村子里的每一户人家他都认得出，那些等着他的信和报纸每天都会来，一天都不会断。他还有两只脚，还有一双磨出老茧的手，还有一副扛过一百多斤摩托车、翻过无数道山梁的肩膀。这些就够了。够了。

冬天的风从山间刮过来，把邮政所门口那面褪了色的红旗吹得猎猎作响，像一面旧旗子在呐喊。邵福寿站在屋檐下，看着远处的山峦在冬日的薄雾里若隐若现，像一幅用淡墨洇开了的山水画。他的目光越过那些山，看向更远的地方——那些他走过无数遍的路还在那里，弯弯曲曲地通向每一个村子、每一户人家。他想起两千零五年春天他第一次跨上那辆嘉陵摩托时的心情——那种又紧张又期待的颤栗，那种觉得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的笃定。六年积蓄换来八百六十块，八百六十块换来一辆旧车，一辆旧车跑了七万公里，七万公里之后它变成了一堆废铁。可是那一堆废铁里，装着三年多的风风雨雨，装着每一个清晨突突突的热车声，装着后座上那些布口袋的摇晃，装着李大妈往邮包里塞鸡蛋的热度，装着王会计从雨幕里冲出来的身影。那些东西是废铁带不走的。

他把手插进裤兜里，摸到了那个新铁皮盒子的棱角。盒子很凉，但他握着它的时候心里是热的。他知道总有一天，他会再买一辆车，然后继续骑着它走那些山路。后座上还是会绑着邮包，还是会捎着村民们托他带的盐和针线，还是会突突突地跑在那些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车会再旧、再破、再报废，然后他还会再换一辆。一辆接一辆的摩托车，像一段接一段的日子，接在一起就是一条路。一条他走了一辈子的路。路还长着呢。

那道冷雨浇透的脊背，像是被老天爷用冰锥子一下一下地凿着，凿进了骨头缝里，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着寒气。

邵福寿绿邮帽的边沿往下淌着水，水珠子跌在前襟上，汇成一股不大不小的溪流，把他那身洗得泛白的邮政制服贴在了皮肉上。车速不快，嘉陵摩托的排气管突突地咳嗽着，像个得了痨病的老头儿，每咳一声就要在石板路上颠一下，把后座那两个帆布邮包颠得一跳一跳的。邮包鼓得快要撑破了，边角上裹着的塑料布被他捆了三道麻绳，雨水打在上面，顺着麻绳往下沥，沥成一条细长的水线，甩在车后轮扬起的泥浆里，瞬间就不见了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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