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摩托车的念头。

第一次冒出这个念头是在两千年的秋天。那天邵福寿去白岩脚送完信往回走，走到一段长上坡的时候，身后传来突突突的轰鸣声，越来越近。他回头，看见村里的老张开着他的手扶拖拉机爬上来，驾驶座上的老张戴着草帽，嘴里叼着烟，后斗里坐着五六个去镇上赶集的妇人，叽叽喳喳地说笑着，其中一个手里还抱着一只咯咯叫的老母鸡。拖拉机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老张扭头朝他挥了挥手，大声喊：“邵同志，上来捎你一程？”他笑着摇摇头，摆摆手，说：“不用了，走惯了。”拖拉机突突突地远去了，他继续一步一步地往上走。但那天晚上回到家，他躺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反反复复回响着拖拉机爬坡时发动机那种充满力量的轰鸣声，回想着那几个妇人在后斗里说说笑笑的画面。他在黑暗里睁着眼，望着房梁上那根被烟熏黑的横木，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要是自己也有一个能跑的玩意儿，是不是每天就能早两个小时回家？是不是就能在母亲做好晚饭之前赶回去，帮她把院里那堆柴劈了？是不是就能在天黑之前陪两个妹妹在院子里坐一会儿，听她们说说学校里的那些小事？

邵福寿不敢细想。摩托车。新的至少两三千，旧的也得上千。他每个月的工资加上各种补贴，拢共不过百十块出头，刨去家里的嚼用和两个妹妹的学费，能剩下的满打满算也就三十多块。一个月三十，一年三百六，要攒够一千块得三年，要攒够两千得将近六年。六年。六年之后他都三十出头了，小妹妹都该上初中了。这个数字压在他的心口，像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硌着他，但不至于让他喘不过气。他决定开始存。

那天是二千年十一月的最后一个晚上。他把工资袋里的钱掏出来摊在桌上，煤油灯昏黄的光照着那些皱巴巴的纸币。他一张一张地捋平，按面额大小排好，开始分配：家用的留四十，大妹妹的学费留十五，小妹妹的学费留十五——小妹妹才上小学二年级，学费便宜些，但笔墨纸砚也得花钱——剩下的三十块零几毛，是他的全部积蓄。他找了个空铁皮盒子，那是母亲以前装酥饼用的，铁皮上印着一朵褪了色的红牡丹，盖子盖上去会发出清脆的“咔嗒”一声响。他把那三十多块钱小心翼翼地放进盒子里，用手压了压，盖上盖子，然后蹲下身，把盒子放到床底下最靠里的位置，上面又压了几件叠好的旧衣服。他拍了拍手上的灰，站起来，心里像是完成了一件庄重的仪式。从那以后，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晚上他都会重复这个仪式——掏出钱，分配，把剩下的三十块放进去，咔嗒一声盖好，塞到床底下最深处。

六年。六年就这样一页一页地翻过去了，像仁川镇外那条溪水，看着不动，其实一直在流。铁皮盒子里的钱从薄薄的一沓慢慢变厚，从张变成一小摞，从一小摞变成满满一盒子。他偶尔会在月底发工资那天把盒子掏出来，掀开盖子看一眼，手指拨弄着那些纸币的边缘，心里默默地算一笔账。他算过无数遍——还差多少，还要几个月，买到车之后每天能省下多少时间，省出来的时间能多走几个村子，多帮几户人家捎东西。这笔账像刻在他脑子里的密码，闭着眼也能背出来。两千零四年底的时候，他算了算，盒子里的积蓄加上年底县局发的一笔先进个人补贴，应该够买一辆差不多的二手车了。但他没急着出手。他等着春天。春天路好走一些，买回来的车能多骑几年，锈蚀得慢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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