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与邮包

邵福寿走出邮政所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仁川镇的主街只有七八盏路灯，隔五六十步一盏，稀稀拉拉亮着昏黄的光。灯罩是搪瓷的，边缘锈出了褐色的水痕，从下往上看，像一只只眯着的、困倦的眼睛。他扛着邮包往家走，背带勒在肩膀上，空包不重，但那股沉甸甸的压迫感已经印进了肩窝的肌肉里，走着走着肩膀就不自觉往下塌了半寸。路过供销社时他犹豫了一下。玻璃橱窗里亮着一盏日光灯，惨白的光照着货架上稀稀拉拉的货物，几包饼干、几卷卫生纸、几只搪瓷盆，空空荡荡的，日光灯管两端已经发黑，灯管里的荧光粉闪烁着，发出极低的嗡鸣。

邵福寿还是推门进去了。门轴上的合页锈了，推开时发出尖利的一声。

“给爹买包烟。”他对柜台后的售货员说。售货员是个三十来岁的胖女人，姓王，镇上人都叫她王胖姐，正嗑瓜子看一本翻烂了的《故事会》，封面都掉了，用牛皮纸重新糊过。她听见声音抬起眼皮，嗑瓜子的动作停了半拍，认出了他，“福寿啊，你爹腿好些没？开春了天暖了，听说伤筋动骨一百天，这都小半年了，该好利索了吧？”

邵福寿说好多了，能扶着墙走了，就是阴雨天还疼，像有根细针在骨头缝里转着扎。王胖姐叹口气，从玻璃柜里摸出一包“大前门”放在台面上，“两毛六。烟又涨了五分钱，上个月还两毛一呢，这世道什么都涨价。”邵福寿掏钱时碰到了怀里那个信封，心里踏实了些，那三十五块钱像一枚定心丸贴在胸口。他把烟揣好，又看见柜台角落里摆着几颗水果糖，彩色的玻璃纸包着，红的绿的黄的，日光灯下亮晶晶，像一把打碎的彩色玻璃碴子。

“这个怎么卖？”

“三分钱两颗。”

邵福寿数出九分钱，买了六颗。两颗给爹，两颗给娘，两颗给妹妹们分。妹妹们没吃过糖。去年年夜饭上，隔壁王婶给了小妹半块冰糖，小妹含在嘴里舍不得咽，含了整整一顿饭的工夫，最后化得只剩米粒大小了，还在嘬那根筷子尖，嘬得啧啧响，把筷子尖都嘬白了。

出了供销社，夜风迎面扑来，把棉袄吹得紧贴在身上，邵福寿缩了缩脖子。街面上几乎没人了，只有镇东头那家铁匠铺还亮着灯，叮叮当当的捶打声隔着一整条街传过来，节奏缓慢而均匀，像这个镇子的心跳。

邵福寿加快脚步往家走，邮包的背带在肩窝里一下一下地磨，帆布和棉袄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

土坯墙的灶间亮着灯。煤油灯的灯芯挑得很低，豆大的火苗在玻璃罩子里跳荡，光线昏黄而温暖，把母亲的身影投在对面的土墙上，拉得又高又长。

母亲坐在灶台边的小板凳上，缝补一件破了袖口的褂子，褂子是父亲的，灰蓝色涤卡布，右胳膊肘磨出了个三角形的窟窿，边上的布料已经薄得像层纱，手指一搓就能透光。母亲就着那一点光，针走得又密又匀，每一针扎下去都准确无误，线脚平整得像机器踩出来的。她手边摆着针线笸箩，里头除了针线剪刀，还有几块碎布头、一枚顶针、半截蜡烛头，顶针内圈被手指磨得光滑锃亮，像镀了一层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