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的雪，下得不是雪，是天塌。

那不是江南那种带着脂粉气的柳絮，落在青石板上，湿漉漉的，还能映出撑油纸伞的女子那一段若有若无的哀愁。也不是关内那种脏兮兮的烂泥，被车轮碾过，被鞋底踩过，变成一种令人作呕的深褐色，让人脚下发滑，摔一跤便是一身的污秽。东北的雪，是石头，是铁砂，是老天爷从天上倾倒下来的亿万把微型锉刀。每一片雪花落在脸上，都不是轻柔的触碰，而是尖锐的刺痛，像有人拿着最细的钢针，一下一下地扎你的毛孔。风是那个看不见的疯子，它不只是在吹，而是在抡着一把巨大的、由寒气凝结而成的扫帚，把这些锉刀横着扫，斜着劈，专挑人的骨头缝往里钻，专往人的眼窝子里砸。那痛感是极其具体的，带着一股子金属特有的腥气，像有人拿着粗砂纸，一下一下，狠狠地打磨着你的脸皮，直到你血肉模糊，直到你分不清脸上流淌的究竟是融化的雪水，还是自己被割破皮肤渗出的血水。

哈尔滨这座城，刚从日本人的皮靴底下挣脱出来不到三十天。三十天，这是个什么概念？不够一棵草从冻土里探出头来，哪怕是最泼辣的野草；不够一只在战火中受伤的狗舔净伤口重新吠叫，它的嗓子可能已经被硝烟熏坏了。这座城还在发抖，那种从内脏里透出来的颤抖，不仅仅是寒风所致，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它还在做噩梦，梦里是日本人刺刀上的寒光，是宪兵队地牢里的惨叫，是无数个被填进松花江冰窟窿里的冤魂。然而，旧的噩梦还未醒，新的阴云已经像一块巨大的、浸饱了脏水的黑毛毡，严严实实地捂了下来，让人喘不过气。街道两旁，那些洋葱头式的俄式建筑，曾经是这座城市繁华与异域风情的象征，如今顶上积着厚厚的白雪，圆滚滚的，沉甸甸的，像是一具具被裹了三层寿衣的死尸，在昏黄的暮色里散发着一股若有若无的尸体腐气。那些曾在伪满时期趾高气扬的日本洋行，大门紧闭，玻璃上贴着封条，原本金碧辉煌的招牌被粗暴地铲掉，露出后面灰暗粗糙的木板，像一个个被剜去了眼珠的眼眶，空洞、呆滞，却又带着一种死不瞑目的怨毒，在漫天的风雪中无声地注视着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仿佛在嘲笑这短暂的自由。

清晨，太阳曾试图挣扎。它用尽了力气，才从厚重云缝里挤出一丝惨白的光。那光线稀薄得可怜，无力得像是一个垂死之人最后的一口游气，没有丝毫温度，只有无尽的绝望。它照在雪地上，非但没有带来暖意，反而让那刺眼的白变得更加狰狞。很快，这丝微不足道的光线就被漫天的飞雪无情地吞没，世界重新陷入一片混沌的灰白。气温骤降到零下三十度，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冰冷的数字，挂在气象局的黑板上无人问津，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能要人命的酷刑。空气仿佛凝固成了胶质，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吞咽着一把碎玻璃，气管被割得生疼，肺叶像是被冻僵了。呼出的热气在睫毛上瞬间凝结成霜，眨眼间，视野便模糊一片，世界在那一刻变得扭曲而陌生，仿佛隔着一层磨砂玻璃在看地狱。耳朵是第一个失去知觉的，接着是鼻子，然后是脚趾，那种麻木感顺着血管向上蔓延，让人产生一种想要就地躺下、永远睡去的诱惑。

在这片死寂之中，哈尔滨的街道上，却是一片令人作呕的喧嚣。几辆美国造的十**卡喷着浓黑刺鼻的油烟，像一群闯入瓷器店的钢铁巨兽，引擎轰鸣着，咆哮着，碾过早已被碾得铁硬的冰辙。那冰辙下，不知埋着多少人的血泪，多少未冷的尸骨。车斗里，跳下来一群穿黄呢子大衣的“接收大员”。他们大多不过二十出头，脸上却写满了与其年龄完全不符的骄横与贪婪。那骄横，是仗着背后有枪杆子，有“正统”的名分，仿佛他们不是来接管，而是来征服；那贪婪，是刻在骨子里的劣根性，是一种对财富的饥渴，一种对掠夺的本能。他们嘴里嚼着牛肉干，那牛肉或许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或许是黑市上高价买来的稀缺品；腰里别着加拿大撸子，那锃亮的枪口随时可能对准任何一个不顺眼的百姓，或者只是为了在酒醉后寻求一点刺激。脚上的皮鞋擦得锃亮，踩在脏雪上，发出清脆的、令人厌恶的咯吱声，仿佛那是胜利的乐章。他们互相攀比着，看谁的派头足，看谁的嗓门大，仿佛这满目疮痍的厂区和那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面黄肌瘦的工人，都是他们腰包里待分的红利，是他们可以随意处置的战利品。他们不是在接管城市，而是在劫掠；不是在重建家园，而是在拆毁一切。

“他娘的，这鬼地方，比重庆的坡还难爬！”一个少尉模样的青年从车上跳下来，夸张地跺着脚抱怨。他跺脚的姿势很用力，像是在向这片土地，向这恶劣的天气shiwei。但他没忘了整理一下风纪扣，那动作熟练而刻意，生怕乱了“党国”的体统，却不知这体统早已在这片土地上碎了一地，沾满了污泥。他的抱怨不是为了百姓的艰难，而是为了自己行路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