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笔者只简略地引用罗登·克劳莱太太的传记中的一部分，这是世俗的要求，更确切地说，是世上那些道德家的要求，他们很可能会容忍劣迹丑行，但对于别人对这类劣迹的直不讳却十分反感。
名利场上有不少事情我们都在做，而且人人皆知，虽然我们从来不说，好像妖教徒崇拜恶之神，却绝口不提魔鬼。同样的，英国或美国的那些真正文雅的淑女，不允许别人在她们的面前提起裤子两个字，上流社会的读者也不能容忍一篇描述堕落行为的真实报道。然而，我们不得不提醒那所谓的淑女，难道裤子不是天天要穿，天天要看见的吗？我们不必为那些劣迹感到羞愧，因为堕落的事天天发生。要是您每次看到类似“裤子”的事物都羞愧，那您的尊荣可想而知。只有在它们下流的名字给人提起的时候，才需要你表示害怕或是愤怒。因而在这本书中，作者谨尊当今世风，只是适可而止地向人们暗示邪恶是存在的，而这种写法恰似蜻蜓点水，以避免冒犯那些高洁的感情。蓓基当然有一些劣迹，但笔者并未在书中涉及一点儿真正越轨出格的行为，这是任何一个读者都能给予证明的。所以笔者可以自豪地向所有的读者表白，我笔下的蓓基，是个能歌善舞、惯用花巧语和虚情假意迷惑别人的人；但同时，我也引用礼数规矩，让读者自己去品味她那丑恶的一面。
谁要是不信，可以向清澈透明的波浪下面张望，瞧瞧吃人的女海妖那条粘粘乎乎、让人作呕的尾巴如何扭来扭去，在白骨中间上下拍打，在尸体周围盘旋。但在水面以上，它的每个动作都优雅高贵，无可挑剔，我敢肯定，即使是名利场上最挑剔的道德家也不可能找出任何毛病！当然，当这些妖怪消失在水下，潜入海底去寻找死尸的时候，上面的水自然会被搅浑，根本就不可能透过水面看到水下的情况。海妖们坐在礁石上拨弄竖琴，梳理长发时，用歌声招引你过去帮她们拿着镜子——那时她们的模样挺可爱诱人。然而她们一旦潜入水中，请相信我，跟这些海妖打交道你绝对会百分之百的为此付出代价，最好别去偷窥那些食人的女水怪是如何大吃大乐。所以，当蓓基不在我们视野范围之内的时候，请不要怀疑，她肯定没有干好事，也就是说，有关她的情况谈得越少越好。
自从克生街出了乱子以后，一眨眼已经过去了两年，如果我把这段时间内蓓基的所作所为全部如实报道的话，人们有可能说这本书不正经，凡是虚荣心重、寡廉鲜耻、追求享乐的人所做的事情往往不务正业（其实，我的朋友，就拿您来说吧，看上去道貌岸然，清名远扬，您的行为又何尝不是如此？——不过此话我只是顺便说说罢了）。那么，我们又怎能要求一个无所谓爱、无所谓信仰、也无所谓清白的女人做出什么清白行为来呢？
在我的意识里我一直这样认为：蓓基生活中有那么一个时期，但她并没有羞愧难当，而是近于自暴自弃，彻底放弃了自我，彻底放弃了自己的形象，一点不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
这种颓废和沉沦并非形成于一时半刻，那是她遭遇挫折之后多次挣扎着试图站起来，却屡屡遭遇失败之后，慢慢地形成的——就像落水的人只要心中还存在一线希望，就会抓住一根木条不放，等到发现所有努力全都白费的时候，这才扔掉木条心甘情愿沉下去。
当罗登·克劳莱在为去当殖民地总督作准备的时候，蓓基尚在伦敦，据说还曾一再谋求见到她的大伯子毕脱·克劳莱爵士，企图动之以情，再用计策打动他的心。
就在这个时期的一天，毕脱爵士与威纳姆先生一起去下议院，威纳姆先生眼尖，发现罗登太太戴着黑色面纱在议院附近左瞧右看，像个贼一样。当她正面威纳姆时，只得悄悄离开了，最终未能实现她利用准男爵的梦想。
大概是吉恩夫人进行了干涉。我听说，吉恩夫人在那场争吵中所表现出的勇气以及死不承认蓓基的决心，就连她的丈夫都诧异不已。她自行决定邀请罗登在赴考文垂岛之前一直住在岗脱街，因为吉恩夫人知道，有罗登在此，蓓基不敢擅自闯入她家。她还对寄到毕脱爵士名下的邮件一一察看，唯恐丈夫和他的弟媳有书信来往。
当然，蓓基如果想要写信的话，其实她是有其他办法的。不过她想再与毕脱见面，而没有写信给他。经过几次尝试之后，蓓基同意了毕脱的提议，即事关她与罗登的问题全部通过律师联系和解决。
其实那时毕脱已经从别人那里得到千真万确的信息，对她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在斯丹恩勋爵事件后不久，威纳姆曾去拜访过准男爵，向他提供了蓓基的一份详细履历，让代表国立克劳莱镇的国会议员震惊不已。威纳姆了解她的所有一切：她父亲是谁，她母亲哪年在大剧院当舞蹈演员，蓓基的过去是怎么回事，她结婚以后她都做过些什么，等等。
不过我可以断定，威纳姆所讲的故事大部分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编造的，所以这里就不重复了。但是蓓基在一位曾经很袒护她的乡绅和亲戚心目中，却因此留下了非常非常可恶的印象。
考文垂岛总督的俸禄并不太多。总督阁下要从中划出一部分用于偿还债务，再加上身处此位的巨大开销，最后发现他一年最多只能给妻子匀出三百镑，罗登向她支付这笔钱的条件是她永远不找自己的麻烦，否则就正式离婚，让丑事外扬。其实威纳姆也好，斯丹恩勋爵也好，甚至罗登也好，人人想到的都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她尽快从英国消失，把这件极不光彩的事儿掩饰过去。
蓓基可能太专心于和她丈夫的律师打交道，以致于忘了怎样处理自己的小罗登，甚至一次也没有打算去看望他。小罗登的一切现在都由其伯父伯母负责，而后者向来深得侄儿的喜爱。
他母亲离开英国后，终于给儿子写了一封信，要他好好读书，说自己准备去周游欧洲大陆，在周游期间会再给儿子写信。但事实上时间已经过了一年了。那个时候毕脱爵士唯一的儿子、那个老是病怏怏的小毕脱已经死于百日咳和麻疹，而小罗登则成为了克劳莱庄的继承人，小罗登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亲近那位慈祥的大伯娘，因为在她慈爱的心中已经把侄儿当亲儿子看待。这个时候，小罗登已经长成了一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看完信后他涨红了脸说：
“伯母，我的母亲是您！”他说，“不是！不是那个人！”
但他还是回了一封亲切而尊敬的信给当时住在佛罗伦萨一家寄宿舍里的蓓基。但是这是以后发生的事情，暂且不往下说。
我们亲爱的可怜的蓓基第一站飞得并不太远。她在法国沿海的波罗涅停下了脚步，有好多被迫离开本国的英国人在那儿落脚，她住在当地一家旅店里，有两间房，雇了个女仆，生活方式似乎像一位有修养的寡妇。当她和别人一起吃饭时，同桌的人们都觉得她人挺不错，她给他们讲关于夫兄毕脱爵士的故事，还谈到她在伦敦结识的一些大人物，用那种略带轻松的语调狂聊上流社会。深深的吸引了那些并不了解真实情况的人。在那些人中，有很多人认为她是个有身份的人，她在自己房间里举行规模不大的茶会，还参加当地一些无伤大雅的娱乐活动——洗海水浴，坐敞篷车兜风，在沙滩上漫步，去剧场看戏。
一位印刷业老板娘白乔斯太太，带着孩子到此度假，和蓓基住在了同一个旅馆里，她的丈夫周六和周日来和妻儿团聚。她认为罗登太太非常可爱，谁料那个白乔斯太花心，竟对蓓基开始大献殷勤。而对于蓓基而，这比家常便饭还要家常便饭，只不过蓓基一贯和蔼可亲，善于交际——尤其擅长跟男人们打交道罢了。
社交季节过后，依然有不少人来到国外，于是蓓基便利用这个机会寻觅来自伦敦贵族圈内的熟人，以便从他们的态度中观察“上流社会”对她的“越轨行为”持什么看法。一天，蓓基在波罗涅码头的堤岸上散步，远处英国海岸的巉岩隔着蔚蓝的海峡在阳光下金光闪闪，突然间，她和派脱莱脱夫人及其女儿们的目光相遇，立马，派脱莱脱夫人像看到蝎子一样挥动阳伞把所有的女儿都召回到自己身边，以最快的速度匆匆离开码头，还向可怜的蓓基恶狠狠地瞪了几眼，扔下她孤零零一个人站在那儿。
另一天，一艘邮船进了港。当时风很大，蓓基很喜欢看那些饱受颠簸之苦的人们上岸时的一脸狼狈相。斯林斯登夫人恰好在那般邮船上。她在船里晕得天旋地转，筋疲力尽，踉踉跄跄走上跳板离船登上码头。但是当她一见系着粉红色帽子的蓓基兴灾乐祸的样子，原先满脸的疲倦一扫而光，向蓓基投去轻蔑的一瞥（这一瞥足以令任何女人抬不起头来），然后甩开别人的搀扶，自己走进海关。蓓基嫣然一笑，但我估计她也不会喜欢遭人这样的白眼。她觉得自己很孤独，单身只影，无比凄凉，而远处亮闪闪的英国对她来说已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禁区。
男人们的态度也发生了难以表的变化。葛兰斯登通冲她龇牙咧嘴地傻笑，那种放肆的亲狎让她很不舒服。小包勃·色克林三个月前还拍不上她的马屁，甚至会冒雨走一英里从岗脱府门外的所有马车中辨认其中哪一辆是她的。可现在的一天，蓓基沿着波罗涅的堤岸散步，小包勃正在那儿和近卫团的非卓夫交谈（后者是希豪勋爵的儿子），见了蓓基也只不过是转过脸来冲她点点头，居然连帽子也不脱，然后继续跟希豪家的继承人说话。
在旅馆里，汤姆·莱克斯叼着雪茄企图闯进她的起居室，但蓓基将他拒之门外，要不是汤姆的手夹在门缝里，她还想把门锁起来呢。此刻，孤独无助的感觉袭上她心头。
“要是他在这儿，那些小人哪里敢对我如此无礼。”
想起了“他”，蓓基心中充满悲伤，深深地怀念起他的诚实、忠厚，怀念他的好脾气、自始至终的无条件服从，怀念他的勇气和胆量。她也许哭过一场，因为她下楼吃饭时似乎强颜欢笑，还额外略施粉黛。
现在她常常要抹一些胭脂口红，而且经常让她的女仆买白兰地给她，还不算记在旅馆账单上的酒类。
不过，与男人的无礼相比，也许某些女人的“同情”才真正刺痛了她的心。克拉根白莱太太和华盛顿·霍爱德太太在去往瑞士途中经过波罗涅。（这一行的领队是霍纳上校，另外还有年轻的包莫里，当然少不了老克拉根白莱和霍爱德太太的小女儿。）她们倒没有刻意躲避她。她们咯咯地笑，叽叽喳喳地聊，又是怜悯，又是安慰，完全是一副居高临下、同情弱者的架势，差点儿把她气得发疯。
当她们和蓓基吻别后皮笑肉不笑地离去时，她心中感到一阵悲凉：“连她们也在我面前如此放肆！”她听见从楼梯上传来的包莫里的笑声，也完全明白其中的意思。
蓓基每周总是照实付账，在旅馆里跟任何人都很有礼貌，见了老板娘笑脸相迎，对侍者称“先生”，在清洁女工面前也以礼相待，凡此种种，旅馆老板才没有难为她（蓓基从不大手大脚乱花钱）。可是，就在那几个熟人拜访之后，蓓基竟然接到旅馆老板的通知，要她立即结账走人。有人告诉店主，说让这样的人住在旅馆里极不合适，因为正统的英国女士不愿意见到她。于是蓓基只得搬到公寓去住，而在这之前，那里沉闷孤独的生活环境对她来说是再难受不过的了。
尽管到处碰壁，但她还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自己重新树立一个好声誉，把那些坏话压下去。去教堂做礼拜她一回也不缺，在那儿唱赞美诗数她唱的声音最大。她参与赈济遇难渔民的寡妻遗孤，向传教团捐献手工制品和图画，慈善舞会的门票她也愿意购买，但自己再也不跳舞了。
总之，她尽量做一个规规矩矩的上等女人，所以和其之前不登大雅之堂的行为相比，我更愿意叙述她的现在。她明明看到人家躲着她，却还是一如既往地真心对待别人，此时她内心忍受着的是多大的屈辱和煎熬从她脸上的表情是绝对看不出来的。
她的往事对外界来说始终是一个谜。众人对她的看法也不一致。一些好事者骂她是红颜祸水、浪荡罪人；而另一些人则坚持说她清白无辜，像一只可怜的羔羊一样。所有的错误都在她那个可恶的丈夫身上。蓓基往往一提起自己的儿子，立刻泪流满面，看到哪个男孩与他年龄相仿，也会表露出极其真切的悲伤之情——这一招博得了不少人对她的同情。善良的亚尔德内太太在寓居波罗涅的英国人心中，仿佛和他们尊敬的女王一样崇高，侨民中她宴请客人和举办舞会的次数也最多。当亚尔德内少爷从斯威希退尔博士的寄宿学校来到他母亲这里度假时，蓓基哭哭啼啼地说：“我的小罗登也是他这年龄，两个人真的太像了！”一时泣不成声，竟然差点得到了亚尔德内太太同情的眼泪。
其实两个男孩年龄几乎相差五岁，而长相也毫无共同之处，就像尊敬的读者与鄙人那样大相径庭。后来威纳姆在前往德国的矿泉城基新根与斯丹恩勋爵会合之前，自然途经法国，曾就这一点向亚尔德内太太作了如下解释：如果要形容小罗登的模样，威纳姆远比孩子的妈妈更能胜任，因为蓓基讨厌而且从来不去看望自己的儿子，这是众所周知的，小罗登已经十三岁，而小亚尔德内还不足九岁，两人中一个金发，一个黑发。听了这番话以后，亚尔德内太太懊悔自己曾为这种女人流泪。
蓓基好不容易交上几个屈指可数的朋友，可是只要某人一来，立刻把她辛辛苦苦培养的感情摧毁殆尽，于是一切又得重新开始。做人真不容易啊。她越来越感到孤独、悲伤。
有一位纽白拉依脱太太，在教堂里被她甜美的歌声所打动，同时认为她在一些宗教问题上的观点很有自己的看法（昔日在克劳莱庄上，蓓基曾听过不少这方面的教诲），一度对她非常欣赏。蓓基不光肯接受一本本宗教小册子，而且竟然全部拜读、领会过。她为夸喜布人缝制法兰绒短裙，为椰树之乡的西印度群岛土著做棉布睡帽，画纸扇以劝教皇和犹太教徒归入正教。她每周三听罗尔斯先生布道，每周四听赫格尔登先生讲经，周日去教堂做两次礼拜，这还不包括晚上去听达别派的包勒先生说教——然而她做的所有事情最终都图劳无功。纽白拉依脱太太与莎吴塞唐伯爵夫人写信商讨为非奇土著捐赠暖床器的问题（她俩都是这一值得赞扬的慈善团体妇女委员会委员），信中提到了她“可爱的朋友”罗登·克劳莱太太，老伯爵的遗孀在回信中写了许多有关蓓基的细节、暗示、事实和谣，甚至预将有种种天谴降临，于是纽白拉依脱太太和克劳莱太太之间深厚的感情荡然无存。
这件不幸的事发生在法国西部城市多尔斯，那里的宗教界人士立即断绝了与那个堕落女人的一切来往。凡是熟悉英国侨民风俗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同胞无论走到哪儿，总会把本国的傲慢、偏见、药丸、调味品、红辣椒以及其他生活习惯带去，并把自己所在的地方改造成一个小不列颠。
这件不幸的事发生在法国西部城市多尔斯，那里的宗教界人士立即断绝了与那个堕落女人的一切来往。凡是熟悉英国侨民风俗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同胞无论走到哪儿，总会把本国的傲慢、偏见、药丸、调味品、红辣椒以及其他生活习惯带去，并把自己所在的地方改造成一个小不列颠。
蓓基在法国历尽艰辛地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从波罗涅到地埃泊，从地埃泊到开恩，从开恩到多尔斯——她尽其所能的希望重新做人以赢得别人的尊敬，不幸的是一旦到了某一天，总有人发现她并非这一群体，她就被无情的赶到下一个地方。
蓓基搬到地埃泊，在那里曾得到虎克·伊格尔思太太的亲切款待。这位洁白无瑕的女人在扑德门广场有自己的房子，她在蓓基所住的旅馆下榻，两人先是一起在海滨游泳，后来又在旅馆同桌用餐，由此相识。伊格尔思太太对于斯丹恩勋爵那件事也略有所闻（难道还有什么人从未听说过？）。
但是通过与蓓基的一阵攀谈后，她便称克劳莱太太是位天使，称她的丈夫是个糊涂蛋，斯丹恩勋爵则正如尽人所知的那样寡廉鲜耻，而矛头指向克劳莱太太的谣定是威纳姆那个臭名远扬的坏蛋一手策划的恶毒阴谋。
“如果您有血性的话，伊格尔思先生，”她严肃地对自己的丈夫说，“下次在俱乐部里见到那个混账东西的时候，您就该走过去扇他两个耳光。”不过伊格尔思先生只是一位心平气和的老绅士和模范丈夫，对地质学很有研究，再说他个子也太矮，够不到打任何人的耳光。
且说伊格尔思太太此时已俨然罗登太太的保护人，她让蓓基住到她的家里，还因为这个跟大使夫人反目为仇，后者对蓓基非常反感。总之，她做了一个朋友所能做的一切，尽自己一切所能想让蓓基走正道，有个好名誉。
起初蓓基确实是很守规矩，然而正经女人的生活并不属于她。每天都是那样的千篇一律，在死气沉沉的氛围中，无非是上波罗涅树林去散步，晚上见面的也总是那几个人罢了，星期日总是恭听布雷尔的晚间布道——总而之，就如同是同一部无聊的歌剧看了一遍又一遍。这样的生活令快要让她发疯了。不过还算她运气好，小伊格尔思先生从剑桥回来了，他母亲看见自己的年轻朋友对儿子竟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就直截了当地向蓓基下了逐客令。
此后她和一个朋友同住，但两人不久就吵起架来，并且陷入了债务。于是蓓基决定要搬到寄宿舍去住，在巴黎皇家大道圣·亚母太太经营的一家有名的公寓里住过一段时间。在那儿，她开始向一些经常泡在房东太太客厅里的落魄公子哥儿施展魅力。蓓基很喜欢与人交往，如果让她离群独居，她简直无法生活，就如同不让鸦片鬼吞云吐雾一样，寄宿舍那里才是她的天堂。
“这里的女人跟梅飞厄的女人同样有趣，”她告诉偶然碰到的一个伦敦老朋友，“只是衣着不太鲜艳。男人们的手套脏了洗过以后继续戴，当然，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天下乌鸦一般黑。房东太太有一点儿俗气，但我看也没某位夫人那么严重，”此处蓓基提到了一位社交界的领袖人物，她的大名我是死也不敢透露的。
的确，如果您晚上在圣·亚母太太那一间间灯火通明的房间里看到男人们佩着勋绶坐在牌桌旁，并略微遥望看那儿的女人们，您一定会觉得自己似乎置身于特别高雅的社交场合，而房东太太是位真正的伯爵夫人呢。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错觉，毕竟曾经，蓓基一度成为伯爵夫人沙龙里最受欢迎的女士之一。
但是，可能是由于她一八一五年的旧债主们找到了她的下落，这次她又必须离开巴黎了，反正这个小妇人非常仓皇地逃到了布鲁塞尔。
噢，这个地方她再熟悉不过了！她抬头看见她曾经住过的地方，回忆起当年贝亚艾格思一家高价征求马匹、而他们的车子放置在旅馆院子里的情景，脸上泛起了意味深长的微笑。她还去凭吊了滑铁卢和莱根公墓，当发现乔治·奥斯本的墓碑时，她感慨万千，于是在那儿画了一小幅素描。
“可怜的小爱神！”她默默自语，“他实在是太爱我了，真是个痴汉！真不知道小爱米是否还活着。她是个好姑娘，还有她那个胖哥哥。我的旧文件里依旧还保留着他的一幅画像，胖乎乎的真逗人。他们都是一些愚钝的好人。”
蓓基到布鲁塞尔时，带着圣·亚母太太写的介绍信找到了她的朋友波罗地诺伯爵夫人，波罗地诺伯爵夫人是拿破仑手下的著名将领波罗地诺伯爵的遗孀，已故的英雄留给她的钱仅仅够她开一家供给包饭和牌桌的寄居宿舍。在波罗地诺夫人的桌旁玩纸牌或吃包饭的，通常是些二三流的公子哥儿和小混混儿、讼事缠身的未亡人，还有自认为在这等地方见到了“大陆名流”的英国傻瓜。
爱风头的年轻人也常常在吃饭的时候请大家喝香槟，陪着女人一起坐车外出，或骑租来的马去郊游，凑钱定包厢看话剧、听歌剧，从女赌客的香肩后面下注，不过他们在写往德芬郡的信中总是会得意洋洋地告诉父母，说自己在国外结识的都是些社会名流。
到了布鲁塞尔，蓓基与她在巴黎时一样成为寄宿舍中的一枝花，在那个圈子里大出风头。她向来不拒绝香槟、花束、去乡下兜风或是坐在包厢里看戏，但似乎她现在对赌局更有兴趣，并且越赌越大。起初只是一些不值一提的小输赢，接着是五法郎一局，往后用拿破仑金币，后来竟赌起了本票，再往后就连每月的房钱饭钱也付不起了，然后只有去向年轻的男士们告贷，一旦又有了现钱，她就在波罗地诺夫人面前耍威风，而没钱时则在房东太太面前总是说好话、赔不是。她最穷的时候只能玩十个苏186一局，那种窘况真是有点儿可怜。等拿到一季度的生活费时，她才还清波罗地诺夫人的债务，然后又继续和罗西纽尔先生或特·拉夫骑士交起手来。
当蓓基离开布鲁塞尔的时候，还欠着波罗地诺夫人三个月的食宿费。关于这种种不光彩的事实，比如嗜赌、酗酒、跪在英国圣公会神甫默甫先生面前向他借钱，关于她花巧语欺骗、勾引奴得尔爵士的儿子、默甫神甫的学生这些事（蓓基经常把他带到自己房间里打牌，从他身上赢了好多钱）——有关以上种种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卑劣行径，波罗地诺伯爵夫人向每一个住她这儿的英国人都一一述说了，并称罗登太太简直是一条毒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