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尼的第三批货船靠上广州码头的时候，是夜里两点。

码头上没有灯，只有几盏汽灯挂在吊车横梁上，灯泡被海风吹得晃来晃去，光圈在地上扫来扫去，像在找什么一直没找到的东西。货船靠岸的声音被江水声吞了一大半，缆绳抛上来的时候磕在铁桩上，铛的一声，然后收住了。卸货的工人早就蹲在码头边上了，他们不说话，只干活，连咳嗽都压着，像是怕把什么正在睡觉的东西吵醒。每一只箱子都被垫着草席往下放，吊车的链条缠了布条，缠了好几层，铁碰铁的声音被滤掉了一大半，只剩下一截闷闷的坠响。

扛箱子的人走在跳板上的时候步子稳，但不快，像是怕踩重了会把船压偏。领班蹲在水泥墩子上，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的烟，眼睛盯着每一只箱子从船沿落到码头地面的过程。他在码头上干了二十年，见过夜里卸丝绸的，见过夜里卸煤的，也见过夜里卸人的――但像这样箱子上没有标记、没有产地、没有收货方，只有一串用模板刻上去的潦草编号的货，他想了很久也没想通那串数字是什么意思。他把烟从左边嘴角换到右边嘴角，没有点，就那么叼着，像是在等烟自己烧起来。

日本人早就知道这批货到了。他们的情报系统不是摆设，第一艘船靠岸那天消息就递到上海了。但华东战场已经把他们打成了半残废，前线连运伤兵的车皮都凑不齐了，更不用说抽调兵力去截几船军火。他们只能搞点小动作，往码头扔两颗手榴弹，或者试试狙击收货的人。手榴弹扔偏了，炸在空地上，弹片蹦进江里，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狙击手蹲了两天没等到目标，又被蚊子咬了一身包，悻悻地撤了。

军统那边发了狠。广州、上海、南京几个站同时动手，宁可错抓一百也不放过一个。十几个在附近卖香烟的小贩被关了三天，一个替人写信的老先生因为“长得像日本人”也被带走问了话，问了两天发现他连“哈依”都不会说，才放了出来。几个真正潜伏的间谍被起了出来，两条情报线被掐断，剩下的暂时不敢动弹了。那些货就在这片混乱里，一箱一箱地码进了码头旁边的仓库里。没有清点仪式，没有交接文件，只有仓库管理员在本子上记了一笔，然后合上了册子。

天亮之后，码头上恢复了一副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吊车还是那架吊车，铁桩还是那排铁桩，只有水泥墩子旁边多了几个烟头，被人踩进砖缝里了。货物分类完毕之后，大部分被装上了火车，往华东前线运。铁皮车厢上盖着油布，油布下面压着草席，从外面看跟运粮食没什么两样。剩下的那一小部分被分出来送往武汉，走的是另一条线，另一列车，像是被写成一句话的两个分句，各自往各自的方向延伸。这是李来福的安排。他没解释为什么，只是在电报里说了一句“那边也留一些”，像是提醒自己还有一个需要提前落下的棋子。

第一批军火运到江阴的时候，已经是第四天的傍晚了。铁路支线尽头没有灯，只有几支手电筒的光柱在地上扫来扫去，照出那些墨绿色炮弹箱上还没来得及抹去的灰尘。李来福站在月台尽头，看着平板车被推过来。他沿着车皮走了一遍，步子不快不慢，像在数一排刚送到的货，走到最后一节车厢的时候停下来，抬手摸了摸箱角，没有打开看――只是确认它们确实到了，心里那根绷了很久的弦松了一些。

第二天一早，尧天就来领重炮和炮弹了。他的步子比平时快了不少，像是脚尖刚沾到地面就已经在盘算下一步该往哪走。他马上就要升旅长了，李来福已经批了报告，手续还在走。这批货里有几十门重炮，专门划给了他，炮弹也是优先配给重炮团的。美中不足的是，有一小半要匀给大队长那边。尧天听完沉默了一会儿，搓了一下手，像在重新估算炮弹的重量从指尖滑过去时有多少能落在他手里，最后只说了一句：“够打一阵就行。”然后他转身走了，没有再多问一句。

轻武器倒是不缺。独立第一师从日军手里缴获的步枪和机枪堆在库房里，已经不算“支”了，是按“捆”算的。之前给大队长送去了一批，又给几个兄弟部队拨了一批，但陈文良查了一下库存，发现剩下的居然还能再装备五个师。问题在于，独立第一师的兵不怎么喜欢用日本人的枪。口径不对，手感不对，打起来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像是握着一根别人的手指头。有些枪托上还刻着日本兵的名字，兵们看着就觉得晦气。

李来福想过把这批东西全给大队长。但大队长抠门，给不了多少钱，他又不敢卖――这批缴获是战利品，在册子上记着数，卖掉就是犯法。他坐在桌前想了好一阵，铅笔在指间转了两圈又放下了，像是在把那些步枪在脑子里重新码了一遍，又按回了库房深处的位置。那些枪暂时不会有人去动，但也没有人会忘记它们在那里。它们就那样堆在角落里，像一排等着被记起又暂时没空去记起的东西。窗外，夜色已经从江面上压过来了，把码头上最后一缕光也吞了进去。李来福关上了窗户，没有回头。他想好了下一步怎么走，也知道那批枪在等着一个决定，只是那个决定落下来之前，还有一段路要走。路不长，但得走完。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