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到外地举办年会，人事部和行政部负责后勤工作。

那三天，杜姗姗忙得脚跟都不沾地，只有在睡前给冯绍强发信息。

他的回复很简单：在外面注意休息。

等年会结束，回到出租屋，她嗅到了一丝异样。屋子里好像少了一些东西。

她的第一个念头是屋子里进过小偷，被偷了东西。她给冯绍强打电话，没想到他的手机关机了。

她有些着急，想报警，再次拿起手机时，眼光瞟到了阳台上在晒的衣服。她去团建前洗的衣服还挂在那儿，只是少了冯绍强的。

她冲进房间里，打开衣柜，冯绍强的衣服已经全部不见了，还有放在衣柜顶上的那个行李箱。

在床头柜摆着一张纸条，是他留下的：“我走了，不要再找我。”

看到这张纸条，她的额头冒出一丝冷汗，随后蹲坐在地上。她打开常用的工商银行app，里头的余额只有几百块。

冯绍强不仅跑了，还把原先留着的那两万块钱一起拿走，没有给她留下。团建的忙碌后遗症加上现在的着急，她晕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才醒来。

屋里一片漆黑，地板坚硬冰凉，硌得她骨头疼。她拿来手机，再次拨打冯绍强的电话，那头依旧关机。

扔掉手机，她的头放在膝盖上，哭出声来。

这阵子因为借款的事，她吃不好睡不踏实，还要照顾冯绍强的情绪。有时候她想不明白，明明是冯绍强一意孤行要借钱创业，为什么她要这样畏畏缩缩？

即使创业失败，她愿意跟他一起慢慢还债，他为什么还要选择失联跑路，留下她一个人独自面对。

三十万，她上哪里要？

哭到脱力，寒夜里也只有她一个人。

第二天休息，她去了冯绍强原来上班的公司，找一个跟他关系还不错的男同事。

那个同事见到她有些意外：“你怎么来找我？你不是跟绍强一起去上海了吗？”

“他告诉你他去上海？”杜姗姗问。

“是呢，交辞职信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男同事打量她，见她眼睛肿得像核桃，面色也不好，沉声问道，“难道是他出轨，跟别人去了上海？”

杜姗姗摇头：“我不知道，我现在联系不上他。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男同事回答：“只有微信和电话号码。”

他一边说一边翻出冯绍强的微信，拨打语音电话。

冯绍强没有接，他又改打手机号码，得到的回复与杜姗姗一样：关机。

男同事问：“你和他吵架了吗？”

“没有。”杜姗姗叹气，“如果他跟你联系的话，请你通知我一声。”

男同事看她可怜，答应下来：“好的。”

他们相互保存了对方的电话号码。

杜姗姗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这期间她还给冯绍强的父母打电话，他们关切地问她的近况，同时关心冯绍强的生意。

他来自省内的一个经济落后的小县城。父亲早年当过建筑工人，后来摔伤了腰，做不了重活。母亲在镇上开了一家小商店，卖些烟酒和日用品，收入可以糊口，但没太多钱。

她忍着泪水告诉冯父：“生意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