檄文是在一个阴天的午后抵达京城的。信使从川西一路快马加鞭，沿途换了六次马，到达京城时，那匹最后换乘的青骢马的鬃毛上还挂着一层薄薄的霜，像是跑了很长很长的路。信使在宫门前翻身下马时，腿几乎站不直，扶着门框才稳住身形。他从怀里掏出一封用油纸层层裹好的文书，双手递给了守门侍卫，自已则靠着石柱滑坐下去，像是终于卸下了什么沉重的东西。

那封檄文被连夜抄录了三份，一份送内阁，一份送兵部，一份呈御前。陈彦允是在当夜看到那份抄本的。他正坐在书房里翻阅盐政案子的最后一批卷宗，赵忠走进来，手里捧着一张墨迹尚未干透的纸页，放在桌案上时，纸角还微微卷着，像是刚从印刷机上取下。陈彦允的目光落在那张纸上，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没有出声，然后又将视线拉回开头，重新看了一遍。

檄文以蜀王朱佑槟的名义发布，开头便是一句庄重的宣告——“本王受命守土，今闻朝中有奸佞当道，蒙蔽圣听，祸乱朝纲，天下百姓不堪其苦。本王不忍坐视，故起兵以清君侧。”檄文没有直接提陈彦允的名字，只在关键处用“奸佞”二字替代，但字里行间的刀锋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檄文中还列了数条罪状，从盐政改革到清查田亩，从裁撤冗员到整顿吏治，每一条都像是被人精心挑选过的，既不触及根本，又能让读到的人产生共鸣。措辞庄重，引经据典，像是提前很久就开始准备了，每一个字都被反复掂量过，以确保檄文本身不会成为日后被指摘的把柄。檄文的末段以一句带有余地的措辞作结：“若朝廷能查清奸佞，还天下清明，本王自当停兵归封，静候圣裁。”那句措辞表面上留了余地，实际上却已经将局势推到了无法轻易和解的位置。

陈彦允将那张纸放在桌案上，盯着它看了一会儿。他知道，这不是一封临时起意的檄文，而是一张早就写好的底牌，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机被翻出。

次日的早朝，气氛明显不同了。殿中的光线比往常暗了几分，朝臣们分列两班，目光时而落在殿门口，时而落在御案前，像是在等某个更明确的信号。皇上坐在龙椅上，面色沉静，但握着扶手的手指比平时收得更紧了一些，像是在压着什么尚不能倾泻而出的重量。魏忠贤站在御案侧后方，将那份檄文的抄本展开，一字一句地念了一遍。他的声音不高不低，念得也很平稳，甚至没有在关键语句上加重语气，只是那么平平地念过去。但每一个字落下来时，殿中的空气都像是被什么无形的手压紧了一分。

念完之后，殿中安静了一会儿，像是一池水被投入石子之后，涟漪扩散了一阵，又在某个不见光的深处恢复了平静。有人率先打破了那片安静：“蜀王此举乃是谋反，朝廷绝不能姑息。若让他得逞，天下藩王皆有样学样，到时各地烽烟四起，朝廷何以应对？臣请旨，立即出兵平叛！”说话的是兵部的一位郎中，声音洪亮，带着武将特有的直率，像是已经将手中的佩刀反复擦拭过，只等一个出鞘的时机。

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蜀王是先帝幼弟，在宗室中威望极高。他打出‘清君侧’的旗号，如果朝廷直接出兵，反倒坐实了他对朝中有‘奸臣’的指控。臣以为，应以安抚为主，先下旨申饬，让蜀王停止举兵，免得战火一起，再难收场。”说话的是一位年长的御史，语气温和，像是在劝解一桩家事，但那些温和的词句背后，也藏着对局势的谨慎判断，像是怕那把火一旦烧起来，会越烧越旺，把更多不该卷入的东西一并卷进去。

两派各有说辞，谁也不让谁，声音渐渐高了起来，殿中的空气也像是被这些争执搅动得更加紧绷起来。陈彦允站在队列中，面色平静，听着那些争论，没有插话。直到争论声渐渐平息，他才从队列中走了出来，走到大殿中央，跪下行礼，然后直起身。

“皇上，臣有话说。”他的声音不高不低，像是那些争论对他来说并不构成干扰，又像是他一直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让那句落定的话能在一片更安静的空间里完成它的落笔。“蜀王在檄文中指责臣‘蒙蔽圣听’，但至今未有确凿证据能证明此事。他说新政害民，但清查田亩与盐政整顿施行一年，国库增收、百姓减负、地方皆有所依据可查。至于他在封地内私集兵马、与盐商暗中往来、勾结朝中官员之事——这些证据，臣已呈交御前。他的檄文以‘清君侧’为名，但他的起兵并非出于正义，而是因为他原先的计划已经被截断了，他不甘心，才选择了这条路。蜀王能发的，只有一纸檄文。他能调动的，不过是他封地内的兵马。各地藩王虽多，却不一定会追随他。他师出无名，路走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