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了‘法人财产权’，就是明确公司对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能以其全部法人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这从法律上界定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为解决长期困扰国企的政企不分、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问题。

提供了规范的企业组织形式，就是法律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基本形态，并对公司的设立、组织机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股份发行转让等做出了系统性规定。

打破了之前按所有制（全民、集体）和行业来划分企业的传统立法模式，转向按出资责任和结构来规范市场主体，使企业有了与国际接轨的、可复制的制度模板。

至于为国企改革开辟了制度化路径，这是历史遗留被逼改革的产物。

此前十多年的国企改革（如放权让利、承包制），始终未能彻底解决产权这个核心问题。

而《公司法》的出台，使‘股份制改造’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操作指南。

因此，1994年也成为国企大规模改制上市和公司化改造的元年。

这对市场的总体是有益的，可对各行业公司的影响却各有不同。

对国企而，它是制度重组的‘指挥棒’与‘定盘星’。

《公司法》的颁布，势必会让这类型公司进行规范或者重组，大批国有企业被改造为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在一些垄断或基础行业，这部法律直接推动了体制变革。

一个典型例子是，1994年12月，辽宁省成立了全国邮电通信行业首个依据《公司法》组建的省级移动通信国有独资公司，为后来的电信和移动分营重组打下了基础，被当时的亲历者评价为发挥了‘定盘星’作用。

而对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这是进入资本市场的‘通行证’。

《公司法》明确了上市门槛，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需经gw院授权的部门或省级人民zf批准。

这为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走向资本市场提供了法律通道，满足了当时国企对资金的渴求。

同时，这也开启了上市热潮。

有统计显示，到1994年底，全国共有股份制企业3.3万家，其中股份有限公司6326家；两地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达291家，比1993年新增106家。

公司制成为国企对接资本市场的主流形式。

而对新兴私营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则是合法身份的‘确立书’。

《公司法》既提供了法律的保障，也促进了公平竞争。

从这看来，这套法律哪哪都是好处，但宋玉却有些惋惜。

这部法典的颁布，对他来说是意味着市场经济野蛮生长的过程，被按下了刹车。

至少宋玉不能明目张胆进行太多的骚操作，许多赚钱的手段，都需要贴上一层包装。

当然，对于拥有后世‘本事’的宋玉来说，这也难不倒他。

后世的手段与方法他是耳濡目染，亲眼所见的，他所掌握的方式方法，还是有许多可以拿得出手的。

只是。。。

恰巧在这个时间点颁布，对于接下来的公司业务扩张，无疑多了一重阻力。

而自己在多个公司持股的这件事，也要被摆在‘明面上’了。

。。。

宋玉一整天都在办公室内忙活，直至晚上下班时间，他把近两天的工作处理完，并把后续几个月的大体方向给规划好。

这也就是他拥有超乎时代的眼界，要是换做旁人，这些工作，不开几天会，真就决定不下来。

正当他准备回家之时，办公室门被推开。

张薇缓步走了进来，将手中的一份报表递了过去。

“宋玉，这是你之前让我统计的资料。”

宋玉接过之后，翻开浏览。

这一份资料是时光百货在江苏各地级市的门面情况。

南京市四家门面。

苏州市五家门面。

无锡、常州、徐州三个市三家门面。

剩余的南通、连云港、淮阴（今淮安）、盐城、扬州、镇江几个市，两家门面。

宋玉又翻开后面的销售额情况。